看现代川剧《槐花几时开》:“我也是个好干部”

　　“我也是个好干部”

    ——看现代川剧《槐花几时开》

　　在妻子那里耍赖，在爷爷那里撒娇，得官时得意忘形，丢官时垂头丧气，决定事情自以为是，碰到难题则随机应变，半夜里偷取家里的存折，与村民发生口角时“硬碰硬”地较劲……如果不是亲眼所见，谁会把这样的举止与村干部联系在一起？而这一形象，恰恰是宜宾市川剧团为我们带来的飞来镇石头村的“这一个”好干部周兴元。

　　随性、散漫，甚至有些狡黠的人物个性与戏剧行动，成为了该剧推动情节进展、营造高潮以及进行个体造型的血肉。想想看，在周兴元私自做主，与冯总签了合同，受到上级批评，被停职反省之时，竟能以柔克刚、以退为进，与冯总联手演出“苦肉计”，让冯总假装告到法院，自己则假装服从，以便保住自己的决定以及地位。镇长让他去撤销合同，他却以“自己已经不是村主任，无法代表村一级组织”为由拒绝前往，逼迫镇长暂缓对他进行撤职处理的决定——与领导“讲歪道理”，想方设法坚持自己的初衷。这些鲜活、生动的“歪门斜道”在剧中的展开，为作品带来了极大的活力和共享快感，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刷新了我们对舞台上村主任一类干部庄重、严肃、不苟言笑的传统印象。

　　当然，他的这些个性刻画不是孤立的，是在作品诙谐、幽默的整体风格的打造中孕育并完成的。剧作开头，他的亮相就令人惊艳——“飞票”当选，破了历来的选举“规矩”。人不在村里种地，不在选举现场，不是既定的候选人。这种设定和处理，不仅奠定了剧作喜剧的、夸张的、传奇性的风格，而且为周兴元的成长提供了一个特异的平台，使这个主角得以在获得村委会主任这种政治代表身份的意外之喜中，自然而然地流露出他作为普通人的鲜明个性特征。

　　人物性格的这种特殊性，来自创作者对他身份和经历的设计，也来自他们对于川剧传统技艺的提炼，以及在人物性格描写中的化用。创作者在周兴元曾经是应工小生、小丑的戏曲演员，曾经经过商，以及新当选村委会主任等多重身份之间找到了一种平衡，构筑了人物动作充分展开的平台，同时借机“见缝插针”，巧妙地铺排了传统川剧的种种精湛技艺。周兴元得官时洋洋自得地“耍帽翅”，受到老婆大人家法伺候时“顶灯钻凳”，情感矛盾、内心冲突激烈时则外化以 “吐火”、 “变脸”的表演，再加上“矮子身法”、“倒硬人”、“高下”等颇具观赏性的技艺展示，恰到好处地把该剧诙谐、幽默的风格，演员的表演技巧，以及他所扮演的角色性格融为了一体。

　　不仅仅是动作表演，还有戏剧语言与之相辅相成。作品吸纳了不少四川民间流行的口语、俗语、俚语、双关语、歇后语、行话、俏皮话及传统戏词等，也融汇了不少时尚、现代语汇，提升了《槐花几时开》主要人物以及其他人物的艺术表现力与感染力。周兴元出场时一句“我想死你们了”的精彩亮相，让观众在审美的联想中捧腹不禁，而“恶，环境恶劣；落，经济落后；斯，喀斯特地貌……从今以后，我就是咱村当家的恶落斯总理了”的当众告白，也使周兴元当选村主任后的这句即兴感言活色生香，显得与众不同。

　　群众场面中七嘴八舌吐露的那些本真粗砺的川味语言，为该剧完成了中国川南农村民间群体的具体指代，也成为周兴元复杂生命状态和生命内容的天然映衬与暗示。如“隔着口袋买猫，扳倒牛头喝水”，“八两花椒四两肉——麻朒朒”、“虾子过河——牵须(谦虚)”， “吃包谷打呵欠——尽开黄腔”等歇后语，都是人们在日常生活中经常使用的。而打酱油——路过、躲猫猫——脑壳起包等经典网络段子的运用，更是赋予剧作以喜剧精神与悲剧精神的复调风格，让人听之于耳，会意于心。可贵的是，这些段子的运用，并不像眼下一些作品那样成为表现目标本身，而是作为人物交往和戏剧情境存在的，因而，其意义不仅在于有力地避免了当代农村生活表层经验的雷同化倾向，而且在于它们为主要人物周兴元的成长提供了一系列特殊的生活空间，从而强化了他形象的独特性和精神的丰富性。

　　这一不受拘管，甚至有些天马行空意味的好干部形象，可以说是时代的产物。如果再塑造一个传统的村主任形象已不能满足当今时代观众的期待视野，靠村主任高大完美、一呼百应，或者任劳任怨地工作就能支撑起一部戏剧作品的时代已经过去。观众需要更多的视听和感觉刺激，演员需要更为复杂的外部和内心动作设计，出品人也需要更为生动的人物形象以提升作品的感染力。创作者在《槐花几时开》中的这种形象处理策略，恰恰是对时代呼唤的积极响应。这一新形象的产生，也应该为当代农村题材戏剧创作中的干部形象塑造带来新启示。(刘彦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