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营出版“化茧成蝶” 凭过硬产品质量占领市场

　　党的十六大特别是十七大以来，民营出版从小到大、从弱到强的发展历程说明：这是一个慷慨的时代，它给了那些心怀理想、踏实奋斗的人以丰厚的回报；这是一个机遇的时代，它给了那些目光敏锐、充满创意的人以发挥的空间。而这正是中国文化产业活力四射、发展繁荣的根本原因

　　1. 时势造英雄，民营出版“化茧成蝶”

　　如果有人问：“《百年孤独》和《做最好的党员》之间有何共同之处？”相信大多数人都答不上来。但它们之间的确有着相同的“基因”——它们都是民营出版企业一手打造的超级畅销书。

　　实际上，在今天的中国出版业里，从大众图书到党史读物，从畅销书到教辅材料，从下游的批发零售到上游的内容生产，处处闪现着民营企业活跃的身影。据统计，在全国35.7万家新闻出版单位中，民营出版发行、印刷、复制企业超过32.4万家，占总数的90.8%。

　　党的十六大特别是十七大以来，民营出版从小到大、从弱到强的发展历程说明：这是一个慷慨的时代，它给了那些心怀理想、踏实奋斗的人以丰厚的回报；这是一个机遇的时代，它给了那些目光敏锐、充满创意的人以发挥的空间。而这正是中国文化产业活力四射、发展繁荣的根本原因。

　　十几年前，正在一家高中担任语文老师的张泉无论如何也想不到日后自己竟然会成为一家年销售码洋超18亿元的大型文化企业的掌门人。而这一切要从一份小小的语文教辅说起。当时张泉所教的高三毕业班的语文成绩在当地出类拔萃，一个重要原因是他编写的教辅非常有效，不但供本校学生使用，周边兄弟学校也慕名来要。“一开始没想过要靠这个赚钱，都是免费给人用的。人家来要，学校还觉得很有面子。”张泉说，当时市场上高水平的教辅材料非常少，绝对是卖方市场。但随着需求的增加，张泉越来越感到教学和编教辅难以兼顾，于是有了辞职创业的打算。

　　1999年，张泉告别了工作12年的讲坛，创办了山东世纪金榜科教文化公司，专心打造中小学教辅产业。本以为自己编写的教辅质量好就一定能打开市场，可没想到创业第一年就亏本，直到第三年才盈利。“开公司前，我就是一个老师，我懂教辅，可我真的不懂市场营销、商业规律，也不懂人际关系。怎么建立销售渠道，怎么管理公司，都要从头摸索。”张泉说，但是自己赶上了好时候，国家对民营企业的鼓励，社会对教育的重视，使公司的发展步入快车道，几乎一年一个台阶。公司员工从最初的不到20人发展到目前的1300多人，年销售码洋超18亿元，上缴利税7000多万元，成为当地数一数二的利税大户。

　　目前文化企业上市融资蔚成风潮。张泉说，国家对民营文化企业上市的鼓励和扶持力度比以前大得多，现在公司已经完成股份制改造，进入了上市辅导期，最快明年就有可能在A股上市。

　　一般而言，民营图书企业为避免市场风险，通常会回避党建、党史、干部学习材料等题材，但北京时代华语图书公司却在这一领域做出了彩。“我就是要做主旋律图书，以前大家觉得主旋律图书内容枯燥、不好看，那是没做好。”公司董事长朱大平说，“党员和领导干部难道不需要现代科技知识、管理技巧、品德修养？……这个市场其实是很大的，读者需求非常强烈。”朱大平说，近两年，公司策划出版的《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发行超40万册，海外版权卖到了十几个国家；《做最好的党员》发行70万册，并被全国多个党政机关自发推荐；反映世界经济史的《公司的力量》、崔永元的《我的抗战》等图书发行量超过20万册……“把党员读物做成励志读物，把干部读物做成管理读物”的出版理念使朱大平挖掘出了一个以往被忽视的庞大市场。2011年，时代华语的销售码洋达5亿元，上缴利税1200多万元。

　　2. 灵活机制+质量控制=占领市场

　　民营书业崛起自有深刻理由。

　　“我们是做教辅的，直接关系到孩子的升学和前途，如果教辅质量有问题，那就不仅仅是误人子弟，而是犯罪。”张泉说。为了确保产品质量，公司花大钱请经验丰富的教师编写教辅；坚持“七审七校”，比国家规定的三审三校多出了四个校次。“虽然这么做工作量要倍增，但产品质量有了保证，还是很值的。”2006年，有一批次的教辅出现瑕疵，公司把已经发到全国各地代理商的3万余册图书全部召回，并果断地化为纸浆。虽然损失了48万元，但避免了问题产品流向市场，也为公司赢得了声誉。目前，世纪金榜是全国民营书业中唯一一家独立承担了国家“十一五”规划教育部重点课题的出版机构。

　　入住北京出版创意产业园的33家出版企业里，绝大多数是民营。负责园区图书管理的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副总编辑刘凯说，从园区出去的书必须是导向正确、编校质量好、原创性强、文化价值高的作品。民营公司策划的图书若想以园区书号出版必须通过选题讨论会。园区聘请了从人民出版社、人民教育出版社等大社退休的老编辑、老专家负责内容审读和选题把关，可以一票否决。因为把关极其严格，2011年园区企业上报的2000多种选题中，只有140种最终通过。

　　刘凯说：“图书质量直接关系到企业利益和生存，所以民营出版企业普遍重视质量管理，基本都建立了三审三校制度，加上园区的质检和总编审读，可以说是‘五审五校’。有的书都已经出片了，又发现了小问题，就打回去重做。”

　　朱大平说，公司在内部成立了一个质检中心，中心负责人有一票否决权，哪怕是他(董事长)说可以过，质检中心说不行，那就不能过。国家规定的图书差错率是万分之一，但公司规定的标准是万分之零点五。

　　选题精准、市场嗅觉敏锐、编校质量高——凭借过硬的产品质量，民营出版企业在畅销书领域攻城略地，占据了绝大多数的市场份额。目前，仅北京一地的民营出版机构就多达5000余家，约占全国的45%；年策划出版图书5万多种，约占北京地区出版图书总量的40%；聚集了一大批高端领军人才，从业人员近10万人。

　　3. 政策风险是最大风险 营商环境犹待持续改善

　　张泉说：“民营文化企业能够做大做强，一个重要原因是政府这些年在相关政策上的开明和开放。”

　　从2005年国务院出台《关于非公资本进入文化产业的若干规定》，到2009年新闻出版总署发布《关于进一步推进新闻出版体制改革的指导意见》，到今年《新闻出版总署关于支持民间资本参与出版经营活动的实施细则》，民营企业作为“新兴文化生产力”进入出版领域的限制越来越少，民营出版从下游的发行复制开始，逐渐进入上游的内容生产。在教辅读物和大众出版两个领域，民营书业已经占据了绝对优势。

　　但与国有出版企业相比，民营书业所能享受到的政策“红利”少得可怜。前者所能享受到的税费减免、政府补贴、国家项目、人才保障、上市融资等，都是后者难以获取的。而且，一旦国家政策出现调整，首当其冲的就是民营书业。对此，张泉感受颇深。

　　今年4月，国家发改委、新闻出版总署、教育部下发《关于加强中小学教辅材料价格监管的通知》，规定将对中小学教辅实行政府指导价。在“限价令”之后，教育部下发《关于加强中小学教辅材料使用管理工作的通知》，要求各省“从本省教辅材料评议公告中，一个学科每个版本选择1套教辅材料推荐给本地区学校供学生选用。”因此，能否进入省级的教辅目录，就成了民营教辅企业性命攸关的大事。

　　“出台这些政策的本意是为了治理中小学教辅存在的过多过滥、价格虚高的问题，我非常支持国家开展治理行动。”但目前随着各省成立出版集团，地方保护主义有抬头之势，普遍倾向于选择本省自己出版的教辅。外地教辅要么把发行权交给当地发行企业，要么就别想进入。张泉说，“公平的市场竞争，我们并不怕，我们相信自己产品的质量。”

　　文化企业的税负过重也是一个问题。一位民营书业负责人最近为了“走出去”，在美国投资创建了一家出版公司，在向律师咨询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如何交的时候，律师问他一年家庭总收入是多少，他说大概10万美元，家里有四口人。没想到律师肯定地对他说，“你一分钱的个人所得税也不用交，因为平均到每个家庭成员身上才2.5万美元，不需要缴税。”而在国内，仅去年他的个人所得税就交了20万元。

　　链 接

　　扶持民营出版的若干政策

　　■2012年6月，新闻出版总署发布《关于支持民间资本参与出版经营活动的实施细则》，支持民间资本投资参股报刊出版单位的发行、广告等业务，鼓励民资参与“走出去”出版经营，从事图书、报纸、期刊、音像制品、电子出版物等出版产品的出口业务，到境外建社建站、办报办刊、开厂开店等出版发行业务。支持民资文化企业，以选题策划、内容提供、项目合作、作为国有出版企业一个部门等方式，参与科技、财经、教辅等专业图书出版经营活动。

　　■2009年4月，新闻出版总署公布了《关于进一步推进新闻出版体制改革的指导意见》，明确指出非公有出版工作室是“新兴出版生产力”。《指导意见》提出，积极探索非公有出版工作室参与出版的通道问题，开展国有民营联合运作的试点工作。逐步做到在特定的出版资源配置平台上，为非公有出版工作室在图书策划，组稿，编辑等方面提供服务。

　　■2003年7月，新闻出版总署发布《出版物市场管理规定》，赋予民营发行企业总发行权。

　　记者 张 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