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裳离世享年93岁 生前希望骨灰与妻一起撒大海

　　书痴黄裳，昨日别离　　

　　昨天傍晚，一生漫步在散文和藏书王国的书痴——黄裳先生，在上海离世，享年93岁。很多人感叹，当今之世唯一能写正宗古文的人，如今也走了。

　　家人说，先生走得很安详，是在睡梦中去的，没有任何痛苦。

　　今年6月，由于肺部感染，黄裳曾住院治疗， “后来已经出院了，但上周六，病情突然恶化，又住进了医院。”上海瑞金医院的医生透露。

　　黄老生前要求丧事从简，“他希望自己的骨灰和已经过世的妻子一起，撒大海。”家人告诉记者。

　　韩寒16岁时，曾写信给父亲，索要82.5元买如下书籍：《榆下说书》、《西溪丛语》、《分世余话》等。而在他长大后写的文章里，多次提到，黄裳的《榆下说书》，是他第一本要推荐给年轻人读的书。

　　喜爱黄裳的人很多。

　　“爱上书，全因先生的一本《银鱼集》起。先生去后，中国再也无传统意义上的藏书家。” 网友“第四不是第十”在微博上点起了“蜡烛”。

　　许多作家在网上纷纷悼念这位友人。与黄裳交情甚好的媒体人、出版人傅月庵，在微博上赋诗：广陵散绝难闻，妆台榆下多悲。

　　叶兆言在微博上说，他的祖父一直让他读黄裳的文章。“后来一度流行的文化大散文，黄裳先生功不可没，他的文章是真的有文化，我们都应该向他学习。”

　　黄裳从上世纪40年代开始散文创作，并熟于版本目录学。著名诗人、杂文家邵燕祥称黄裳为真正“行万里路，读万卷书”，因为其散文视域既雄放阔大，又注重历史细节，深情冷眼，构筑了一座“散文王国”。

　　这样的“王国”建立得益于黄裳的出身和经历。

　　黄裳是记者出身，像战士，有侠气，有古风，学的是电机专业，却选择了文化艺术工作，曾在《文汇报》担任记者、编辑，在上海电影剧本创作所做编剧。他是一位学识渊博又很富有情趣的人，在戏剧、新闻、出版领域均有建树，和梅兰芳、盖叫天、吴晗、巴金等名家交友密切，这也让他的作品成了小资们追捧的对象。

　　黄裳是著名的藏书家，以书话为人称道，如《西谛书话》、《黄裳书话》等。他在《榆下说书》里，谈版刻、谈字体、谈纸张墨彩，甚至行距排版，不亦乐乎。孙郁说：“黄裳书话，读之如清风明月，林中甘泉，良多趣味。”

　　黄裳也是有名的翻译家。上世纪50年代，他翻译的屠格涅夫《猎人日记》，摆脱了当时不少翻译作品“食洋不化”的通病，力求做到既符合原文的叙述习惯和句式结构，又不失汉语表达特点。 本报记者 马黎

　　东方早报记者 石剑锋

　　黄裳浅识

　　黄裳是山东益都人，一般的讲我对山东人印象都比较好，大概自小起始于《水浒传》吧！认识黄裳倒并非因为他是山东人。第一次怎么见面的已经记不起了，时间在1946年底1947年初，《文汇报》编辑部里还是别的什么所在，若是在编辑部，那是至今还历历在目的。八张或十张写字台，黄裳的桌子在进门的左手边，有陈钦源、叶冈的座位，他们是在一排。杨重野、杨卓之诸位好像在另一个房间。

　　我到那里只是去取稿费，来往较多的当然是黄裳和钦源两位老兄了。钦源是广东人，我们多有一些话说，他还邀请我上他父母家吃过饭，他父亲是做雪茄烟生意的，在一条热闹但很窄小的街的二楼，楼上有讲究的货架，放满一盒盒的雪茄。

　　那时我在上海闵行县立中学教书，汪曾祺在上海城里头致远中学教书，每到星期六我便搭公共汽车进城到致远中学找曾祺，再一起到中兴轮船公司找黄裳。看样子他是个高级职员，很有点派头，一见柜台外站着的我们两人，关了抽屉，招呼也不用打的昂然而出，和我们就走了。曾祺几次背后和我讲，上海滩要混到这份功力，绝不是你我三年两年练得出来。我看也是。

　　星期六整个下午直到晚上九十点钟，星期天的一整天，那一年多时间，黄裳的日子就是这样让我们两个糟蹋掉了。还有那活生生的钱！

　　黄裳那时候的经济收入：文汇编副刊、中兴轮船高级干部、写文章、给一个考大学的青年补习数学、翻译威尔斯的《莫洛博士岛》(屠格涅夫的《猎人日记》是不是那时候？不清楚了)、出几本散文集，还有什么收入？伺候年老的妈妈，住房及水电杂费，收集古籍图书，好的纸、笔、墨、砚和印泥……还有类似我和曾祺的经常的食客们……他都负担得那么从容和潇洒。

　　前些日子我到上海，问容仪：“你听过爸爸开怀大笑过吗？”一个儒雅文静的书生的朗笑。容仪说：“是吗？他有过大笑吗？”有的，一种山东响马似的大笑。在我回忆中，黄裳的朗声大笑，是我友谊的珍藏。很可能，两位女儿哇哇坠地之后，那年月，黄裳没有空了。从历史角度看，哭的时间往往比笑的时间充裕。

　　黄裳很善于跟老一辈的人往来，既婉约而又合乎法度，令人欣赏。同学中也有许多有趣的、功力深厚的学人，如周汝昌辈。在他的好友中最让我感动的是那一门忠烈的黄宗江为大哥的黄氏家族，他们的交谊简直可写一部美丽的戏。

　　黄裳到底有多少本事？记得五十多年前他开过美军吉普车，我已经羡慕得呼为尊神了，没想到他还是坦克教练……

　　至于他的做文，唐弢先生是说得再准确没有了：“……常举史事，不离现实，笔锋带着情感，虽然落墨不多，而鞭策奇重，看文章也等于看戏，等于看世态，看人情，看我们眼前所处的世界，有心人当此，百感交集，我觉得作者实在是一个文体家……”“推陈可以出新，使援引的故事孕育了新的意义，这是有着痛苦的经验的。但在文字上，我们却以此为生活的光辉。”

　　黄裳兄的书我几乎都读过，从上世纪的1947年到今天近六十年了。心胸是一件事，博识是一件事，多情又是另一件事；文章出自一个几十年受凌辱、迫害的深渊从容步出的、原本有快乐坦荡天性的山东人笔下，自然会形成一个文化精彩排场。

　　我特别喜欢黄裳兄的三篇文章，一是解放前的《饯梅兰芳》、一是解放后的《陈圆圆》和《不是抬杠》。

　　《饯梅兰芳》一文的历史背景和几十年后重翻波澜的情况就不赘述了，想想看，当年的黄裳兄才不过二十几岁的人，有那么深刻的胆识、那么宏阔的气势，敢面对大权威作好意委婉的规劝，文章是那么漂亮，排解得那么清晰，遗憾归遗憾，谅解归谅解，事情却是铁板钉钉，大家看完，大大舒了一口气。这钉子是黄裳敲下的。

　　一个人的文章好，总是给人提供一些智慧的线索；正如托尔斯泰称赞契诃夫文章说的“既美丽又有用”。

　　黄裳兄这一生为书遭遇过烦愁也享受过泡在书里的快乐。人常常称呼这个是读书人，那个是读书人，要晓得，做一个真正的读书人可真不易。作家有如乐器中的钢琴，在文化上他有更全面的表现和功能，近百年来的文化阵营，带头的都是文人。

　　一个作家归根结底是要出东西，出结实、有品位的东西，文章横空出世，不从流俗，敢于路见不平拔刀相助，闲事管得舒坦，是非分明，倒是顾不上辈分和资格了。

　　和黄裳兄多年未见，这半年见了两次。我怕他行动不便专门买了烧卤到府上便餐，他执意迈下三楼邀我到一家馆子去享受一顿盛宴；我再到上海，兴高采烈存心请他全家到我住的著名饭店餐厅吃一顿晚饭，那顿饭的水平吃得我们面无人色，使我惭愧至今。

　　座谈会说好我要参加的，“老了！打不动了！”(萧恩语)眼看从凤凰到张家界四个多小时的汽车，还有个来回，写了个小小发言稿，抒发友谊情怀。

　　原刊2006年7月《中华读书报》

　　(本报有删节)

　　他的故事

　　他是当年“高富帅”

　　黄裳，生于1919年，祖籍山东益都人，满洲镶红旗，在当年，是“高富帅”一大代表。当代散文家、藏书家、翻译家。1940年入上海交大电机系。1945年至1956年任《文汇报》记者、编辑、编委等职。著有《锦帆集》、《旧戏新谈》、《榆下说书》、《来燕榭文存》、《插图的故事》等。

　　黄裳的原名，叫荣鼎昌。改名字，和一段爱情有关。

　　上世纪四五十年代，黄宗英是电影圈有名的“甜姐儿”，黄裳与黄宗英的哥哥黄宗江是少年同学，黄裳对“小妹”的倾慕尽人皆知。可惜，黄裳的追求失败了，他淡淡地说：“那么我做你的衣裳吧。”从此，便有了黄裳。

　　先生的斋名“来燕榭”。有说，他从地摊寻来一组闲章，其中有“来燕榭”一方，篆文灵巧，似出高手。还有说，他家屋后有大榆树，下覆燕子窠，因此得名。但实际上，黄裳的朋友们都知道，黄裳夫人的姓名里有个“燕”字。

　　2009年嘉德秋拍，齐白石的作品《红荷鸳鸯》以291万元成交。画作上，便有“黄裳先生小燕女士佳期，九十四岁白石”题款，这是1954年黄裳新婚时，他的好友为其所求。

　　《来燕榭书跋》一书中，处处见落款“黄裳小燕”，两人的故事，总是隐于黄裳的闲笔之中。

　　黄裳的女儿容洁回忆，母亲小燕是个高挑的江南美人，爱时髦，爱干净，爱读闲书，可是“父亲与母亲的共同爱好不多”，两人吵架十有八九是为了黄裳的集书之癖，“只要旧书店老头来敲门，一声‘黄先生’，家里的钱就不见了。”虽然老两口常为买书吵架，但后来小燕生病，黄裳却卖尽藏书，为其治病，最终，黄夫人还是因胃癌去世。

　　黄裳的翻译才能，与恩师李林有关。李林就是巴金的三哥李尧林，是黄裳在南开中学念书时的英语老师。李林任教之余，埋头文学翻译。抗战后期，李林因病去世，科幻小说《莫洛博士岛》只完成了一小部分的翻译。抗战胜利后，受巴金委托，黄裳续译小说的第九章至第二十二章。

　　黄裳最好的朋友是黄永玉，这份友谊从上世纪40年代至今。昨天，获悉先生去世的消息后，记者致电黄永玉家，其家人接听了电话表示，因为黄永玉年事已高，实在是不能告诉他这个悲伤的消息。 本报记者 马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