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外交官忆蒋介石：脾气极坏，却又笑容可掬(2)

蒋介石在台湾与家人在府邸合影。

　　关于失利

　　民意严重流失是大问题

　　综合研究了苏联和中国共产党的材料，我在书中特别强调了苏联援助对中共的影响。

　　读+：三年内战(解放战争)的关键是东北战场。面对当时东北的局势，你说蒋介石和美国均做出了前后犹豫的、甚至首尾不一的战略判断，当时是怎样的情形？

　　陶涵：其实早在1945年11月中旬，考虑到《雅尔塔协定》中苏联从东北进入中国的条款、斯大林不一定愿意与国民政府合作的悲观前景，蒋介石就已经决定暂时从东北撤军。但是马歇尔受命使华调停国共冲突后，表示支持蒋介石接收整个东北，想方设法推动国共组织联合政府，这又促使他改变原来的主意。

　　但是到1946年春天，马歇尔又告诉蒋介石，国民党在东北赢不了共产党。即使给出了这样的个人判断，马歇尔并未力促国军撤出东北。而这时的国军已在东北各大城市部署了大量兵力，在政治上形成骑虎难下之势。直至战争打起，锦州被林彪占领，东北咽喉被掐，国军东北主力(也意味着整个国军的主力)遭受灭顶之灾，数十万人眼睁睁看着被消灭。

　　读+：纯粹从军事角度分析的话，可不可以说，也许正是这种犹豫，导致了蒋介石后来在全国的大溃败？

　　陶涵：如果马歇尔、蒋介石尽早达成明确共识，从东北撤军，那么美国就有责任协助国民政府在关内划界，区分国共彼此的控制区。这么一来美国就会陷入国共内战：必须决定在哪里划线分治。杜鲁门和马歇尔大概都没有深思，他们只想两头得利：既要避免介入国共内战，又想维持一个非共、非苏的中国做盟国，而且这个中国还要包括东北。美国人幻想的最美好的结局是：毛泽东不仅放弃他的革命意识形态、强大的军队、广大的领土和民众基础，还会抛弃与中国为邻的超强国(苏联)给他的支持，只为了要在蒋介石领导下的真正混编大军和民主政府当中当个小伙伴。这些事情显然不可能发生。

　　读+：在你看来，蒋介石失利的原因是什么？

　　陶涵：综合研究了苏联和中国共产党的材料，我在书中特别强调了苏联援助对中共的影响。近期其他人的一些作品，包括亚历山大·潘索夫和杨奎松，大多倾向于这种说法，也给出了很多支持这个说法的信息和资料。

　　当然，正如前面提到的，军事和文职人员的士气，通货膨胀和腐败的升级，经济的崩溃，这些都最终导致了蒋介石的失败。还有一个大问题是，蒋介石浇注了几乎所有的资源和精力投入军事行动，而忽略了共产党非常重视的宣传手法，致使民意流失严重。

　　关于评价

　　我的书只是提供一个视角 　

　　它在大陆的出版，反映出一种知识分子趣味倾向的变化，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自信。

　　读+：在你的笔下，蒋介石有血有肉，具有很多正面的品质，与中国民间的普遍印象有所不同。你预计大陆读者读了之后会产生什么样的反应？你希望达到什么样的阅读效果？

　　陶涵：这本书将为大多数中国读者提供一个前所未有的版本，书里的蒋介石与他们以前所理解的有很大不同。它在大陆的出版，反映出一种知识分子趣味倾向的变化，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自信。许多中国人可能不同意我提出的事实和分析，但是正如杨天石教授在序言中表达的，这本书对于我们认识20世纪中国的另一面具有重要的贡献。如今的中国正在崛起，告别和远离上个世纪的屈辱、分裂和失败。这本书向大家揭示：即使在那样一个纷乱的年代，主要历史人物身上，仍然可能具有的值得人尊敬和敬佩的品质，以及他们生动细腻的个人故事。

　　读+：有读者指出，你一方面认为蒋介石在台湾的25年是独裁专制的25年，但同时又认为蒋介石为台湾的现代化和民主宪政奠定了基础，而这两样目标是“有你没我”，不可能同时达到的。你怎么看待这个观点？

　　陶涵：历史上的确有过相对开明的威权制度，他们中也曾经有人成功实现过民主过渡。对于蒋介石的历史评价，我的书只是提供一个视角。

　　蒋经国用了20年将权力交给民选政府。有明确的证据显示，早在1969年他就曾经认为，一个开放的、具有代表性的政治制度，言论自由和多党选举，对于台湾的稳定必不可少。一个外省人为主的政权和平移交权力，的确需要较为漫长的时间。他还相信，如果逐步而积极地改变深刻的历史遗留问题，对国民党和蒋家也是关键的。

　　读+：你在书中提到，蒋介石曾这样告诉美国的魏德迈将军：“如果我去世时仍是个独裁者，我必将和所有的独裁者一起为后人遗忘。但是，如果我能够替民主政府建立确实稳定的基础，我将永远活在中国每个家中。”你引用这段话，要说明什么？

　　陶涵：在我看来，蒋介石在掌政期间，可以既做到适度专制，又为以后的政体转变做准备。

　　根据他的理解，台湾岛上的快速城市化水平，不断提高教育和富裕程度，人们与外界接触日益广泛和加深，都会要求国民党政权进行改变。如果它仍然紧握权力不放，采用更加严厉的方法抑制岛内人们的需求，势必引发严重社会危机。

　　因此，他愿意冒险摆脱中国传统家长制的做法，试一试躁动的、经常是喧闹不堪的西方政治体制。我想他最终也明白了，让人们公开辩论问题，媒体自由出版，真正独立的司法机构，健全的公民社会，对于打击现代社会中的规模腐败现象大有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