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言坦承遇到张艺谋幸运 称开始对巩俐印象一般

　　莫言经典作品

　　1.《蛙》

　　《蛙》主要讲述的是乡村医生“姑姑”的一生。“姑姑”在乡村推行新法接生，后来带领徒弟执行计划生育政策。让已经生育的男人结扎，让已经生育的怀孕妇女流产，此书获茅盾文学奖。

　　2.《丰乳肥臀》

　　小说中，母亲含辛茹苦抚育一个又一个儿女，并且视上官金童为生命一般重要，其用意在于说明：人永远是宇宙中最宝贵的，生命具有无可争辩的意义，是第一本位的。

　　3.《天堂蒜苔之歌》

　　这是一部小说，我不为对号入座者的健康负责。小说中的事件，只不过是悬挂小说人物的钉子。事过多年，蒜苔事件已经陈旧不堪，但小说中的人物也许还有几丝活气。在新的世纪里，但愿再也没有这样的事件刺激着我写出这样的小说。

　　4.《生死疲劳》

　　地主西门闹一家和农民蓝解放一家的故事充满了吊诡和狂热，唏嘘和罹难。在这次神圣的“认祖归宗”仪式中，小说将六道轮回这一东方想象力草灰蛇线般隐没在全书的字里行间，写出了农民对生命无比执著的颂歌和悲歌。

　　5.《檀香刑》

　　这部结构精巧、语色浓郁的作品中，真实地再现了清末山东半岛发生的一起民间反殖民的斗争事件。带头领导这起反殖民斗争的民间艺人孙丙最终被施以“檀香刑”。

　　6.《酒国》

　　省人民检察院的特级侦察员丁钩儿奉命到酒国市去调查一个特殊的案子：酒国市的官员吃掉了无数婴儿。丁钩儿虽不断提醒自己不喝酒，最后却醉酒淹死在茅厕里。

　　7.《红高粱家族》

　　《红高粱家族》是莫言一部影响巨大的作品，他在《红高粱家族》中创造了他的文学王国“高密东北乡”。“我”的家族里的先辈们一方面奋起抗击日本侵略者，一方面发生着让子孙后代相形见绌的传奇爱情故事。

　　8.《四十一炮》

　　《四十一炮》这部小说中以五神通庙为主要现实场景，在民间五通神是肉欲的象征，虚线折射了老和尚过去荣华靡烂的生活——一个国民党军官。

　　说起莫言，你的脑海里会闪现什么？其实，莫言的作品特别多，《红高粱家族》《蛙》……一大堆。其中《丰乳肥臀》一度受争议，但越受争议，越有文学价值。

　　昨天晚上，诺贝尔奖文学奖结果公布后，现代快报记者多次致电莫言，都发现他已经关机。哥哥管谟欣知道莫言得奖的消息也是通过电视。管谟欣对莫言获奖很高兴。有人说，莫言的这些作品，都得益于他的家乡，看到他的作品，感觉就闻到了一股浓浓的高粱味。

　记者 沈梅 胡玉梅

　　他的童年

　　无书读时读字典

　　莫言生于1955年2月17日，出生于山东省高密县大栏乡一个农民家庭，他家屋子后面有一条河，右边有一个大院子。

　　童年时的莫言很调皮，两岁时曾经摔进茅坑。那天，他独自一人来到厕所，看到厕所的角落上钉了根柱子，就用双手抓住柱子，结果仰面朝天跌进了茅坑，喝了很多脏水。后来他被大哥捞起，扛到后面的河里，用一块肥皂洗了洗，莫言现在谈起此事还能回忆起肥皂的香味。

　　5岁时，莫言被父母送到村小学，他是班里年纪最小的学生。那时的人们处于饥饿状态，莫言看到学校里有一车煤块，一个胆大的小孩试着咬了一口，莫言也跟着吃了起来……

　　小学一年级时，莫言脚上生了个毒疮，不能上学，独自一人在家里，推开家里的后窗向外面看，看见河水像马一样涌过来，洪水泛滥在童年的莫言心中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后来，他将这种记忆写在《秋水》里。小学三年级时，莫言开始大量阅读，他读了《林海雪原》《青春之歌》《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等作品，受到文学启蒙。12岁时读小学五年级，因“文革”辍学，以放牛割草为业，闲暇时读《三国演义》《水浒传》，无书可读时甚至读《新华字典》。

　　他的青春

　　参军后发表处女作

　　莫言小学毕业后只能回家务农，他常常一个人赶着牛羊去远处放牧，时常仰看蓝天白云，对着天空喃喃自语，和牛羊交谈。

　　18岁的时候，莫言报名参加挖掘胶莱运河。劳动之余，他创作了第一部长篇小说《胶莱河畔》，但他仅创作了一章就停笔了。同年，莫言到棉纺厂当上了临时工，任司磅员。后来，当上了棉纺厂夜校的语文老师。

　　直到1976年，21岁的莫言才迎来了他人生的春天，他终于参军成功来到渤海边。1979年秋调至解放军总参谋部，历任保密员、政治教员、宣传干事。

　　1981年，莫言开始小说创作，发表处女作《春夜雨霏霏》。1984年秋入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学习。1985年发表短篇小说《透明的红萝卜》，引起文坛注意。此后，莫言的写作影响力越来越大。

　　他的中年

　　“红高粱”被拍成电影

　　莫言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以一系列乡土作品崛起，被归类为“寻根文学”作家。同时，其作品深受魔幻现实主义影响，写的是一出出发生在山东高密东北乡的“传奇”，带有明显的“先锋”色彩。

　　莫言的作品在影视圈也很有影响，小说《红高粱家族》被拍成电影《红高粱》，导演张艺谋凭借此片在国际影坛站稳脚跟。对于当年的合作，莫言曾回忆说，“改编我的作品爱怎么改怎么改，我对张艺谋没有任何要求，我说我不是鲁迅，也不是茅盾。你要在高粱地里实验原子弹也与我无关。非但无关，我还要欢呼你的好勇气。“

　　“当时国家有规定，小说的电影改编费是800元钱。我一开头不想参加改编，但张艺谋希望我参加，因为牵扯到一些民俗啊之类的东西。”莫言说，“1987年，我在高密，张艺谋把他的定稿拿给我看，定稿跟我们原来的剧本完全不是一码事了。张艺谋实际上作了大量的精简。我当时看了觉得很惊讶。这点儿东西，几十个场景、几十个细节就能拍成电影？后来我明白了，电影不需要太多的东西。比如颠轿一场戏，剧本里几句话，在电影里，就颠了5分钟。”

　　莫言说，“快开拍的时候，我想把剧组的全体成员请到我家里去。一大早，我母亲、我婶婶忙着擀饼，我媳妇忙着上集采购。大约10点钟，一辆涂着若干大字的面包车停在我家打麦场上，从车上下来了张艺谋、副导演杨凤良、姜文、巩俐、顾长卫等。”

　　他的幸运

　　电影一下“捧红”小说

　　“说实话，我一开始对巩俐的印象一般。她当时在高密县招待所的大院里挑着木桶来回转圈，身上穿着不伦不类的服装，脸上凝着忧虑重重的表情。”莫言感觉，巩俐离小说中“奶奶”的形象相差太大，“在我心目中，‘奶奶’是一株鲜艳夺目、水分充足的带刺玫瑰，而那时的巩俐更像不谙世事的女学生，我怀疑张艺谋看走了眼，担心这部戏将砸在她手里。事实证明，我的判断错了。”

　　“这个电影拍出来后，我看样片，确实感到一种震撼，它完全给人一种崭新的视觉形象。应该说，在视觉上、色彩运用上，营造出这么强烈氛围的，《红高粱》是新中国电影第一部。”莫言表示，“电影的影响确实比小说大得多，小说写完后，除了文学圈也没有什么人知道。但当1988年春节过后，我回北京，深夜走在马路上还能听到很多人在高唱妹妹你大胆地往前走，电影确实是了不得。遇到张艺谋这样的导演我很幸运。”

　　他的无奈

　　出书宣传“傍”郭敬明

　　关于诺贝尔文学奖，莫言曾这样向媒体解释，“这毫无疑问是影响最大的国际文学奖，但也确实有很多作家缺席，像托尔斯泰、卡夫卡都并没有获得这个奖项。获奖作家里面，有的人的作品也并不是我们都很钦佩的。为什么我不愿意谈这个话题，因为一谈马上就会有人来攻击。”

　　莫言还表示，“每年到那个时候，媒体都要拿着这个话题做一些文章，实际上跟作家的写作并没有多少关系，也有一些批评家在讽刺挖苦中国作家有诺贝尔文学奖焦虑症。这个讽刺不一定是正确的，其实有的时候我们已经忘掉了，是他们没有忘掉。”

　　尽管在得到诺贝尔文学奖前，莫言已经获奖无数，但令人唏嘘的是，2009年莫言新书《蛙》出版宣传的时候，却需要请郭敬明来做宣传。

　　有网友回忆，3年前在静安某咖啡馆参加莫言新书《蛙》的发布会。那天，主办方担心莫言新书的新闻点不够，居然还请了郭敬明去捧场，让小四当面吹捧莫言，让记者们有东西可写。现在，出版社再也不用担心莫言的新书会没人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