麦家小说在当代中国文学中的意义

　　我相信，当麦家1994年为自己的小说集《紫密黑密》写后记时，他肯定没有想到未来他的小说会在汉语文学中有这么大的公众认知度和影响力，那时他说：“说实话，我这样占有了《紫密黑密》，这篇小说也许只有三个读者，但我也够了。对于它，能够这样写出来我就足够了。”《紫密黑密》就是后来给麦家带来巨大声誉的一系列长篇小说的起点《解密》的原型。也正是从《解密》开始，麦家奠定了作为当代汉语优秀小说家的地位。如果我们仔细辨识麦家写作的起点，似乎和我们今天绝大多数小说家并无二致：自矜自恋，爱悦自己，居高临下的精英姿态和小圈子文学做派。但时至今日，麦家几乎每一部小说都会溢出“小圈子”而成为公众视野“事先张扬”的写作，而“事先张扬”的结果必然使得麦家每一部小说的写作和出版几乎都成为“事件”。于是，在媒体频频爆炒麦家小说和剧本究竟能卖几许银子的声浪中，恰恰没有多少真正懂得麦家小说的批评家站出来说，麦家的小说本身值不值这个价钱？也就是说，我们的价钱是市场算出来的，而不是基于对麦家小说文学价值做出的评价和判断。除了码洋和版税，贴在麦家身上的显赫标签还有“茅盾文学奖”、“当红影视剧”等等。如果麦家写作的意义仅仅作为一个畅销书作家，当然自有其讨论的价值，毕竟麦家的写作带动了一批拥趸者和跟风者。毫不夸张地说，今天这已经是一条从文学出版到影视剧发行的大产业链。因此，麦家在当代文学中的意义，当然是修复了文学和大众之间的通道，使得文学的广泛和有效阅读重新成为可能，但麦家之于当代文学的意义肯定不止于此。

　　如果进一步细分，麦家的小说应该放在类型文学中来考量。说到类型小说往往是自有“类”、“型”和谱系的，这里面尤其值得研究的是，麦家是怎样考虑推理悬疑小说的中国元素和中国经验，从而拓展其疆域的？《暗算》《风声》《风语》《刀尖》中，近代中国党是国是之隐秘；《解密》《暗算》《风语》中，国和国之间阴暗的勾心斗角是典型的中国经验和中国记忆。因此，这些虽然也是我们常人“非经验到”的，但我们很容易对这个“非经验到”的世界抱守“宁可信其有”的心理预期。事实也是这样，一直到现在，“地下工作”“谍战”仍然是中国人革命记忆和想象最幽暗不明的部分，而“特务”更是过去冷战时代中国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当麦家把推理的触角伸展到这样的隐秘世界，如果把他的小说也看作推理悬疑小说，他的写作其实提出了一些悬疑小说的核心问题：悬疑小说究竟是我们生活不可抵达的遥远的异邦还是我们生活若即若离的周遭？悬疑小说的恐怖、不安、残酷、凶险究竟是生活的意外还是我们生活的日常？悬疑小说究竟是智力游戏还是心灵探险……因此，同样热衷于造密和解密、置谜和猜谜，麦家的推理、悬疑给人感觉要靠谱得多的。但即使再靠谱，麦家的写作也同样时刻处在假想的未知和不确定中间。由于靠谱，和姑妄言之姑妄听之的灵异型悬疑不同，因为它貌似言之凿凿，更容易激发读者参与解密和猜谜的欲望。麦家擅长拿捏作者的心窍，设置小说世界的明与暗，然后摇身一变作为一个自由出没于明暗世界的亲历者出场，麦家把他在黑暗中跌跌撞撞的摸索说出来，他获得了对黑暗包裹的一切命名的权利，而且是世界之“暗”最可靠的作“传”人。对于我们生活的世界，那些被照亮的部分，难道真的就那样可靠吗？如果照麦家的小说看，所有所谓被照亮的也只是“系风捕景”而已。所以，如《暗算》，麦家去书写这些听风者、看风者和捕风者的时候，麦家自己又何尝不是一个“捕风者”呢？就像他在《解密》“容金珍笔记本”之七引《圣经》传道书第五章说：“我见天光之下所作的一切事，都是虚空，都是捕风。弯曲的不能变直，缺少的不能足数。我心里议论说，我得了大智慧，胜过我以前在耶路撒冷的众人，而且我心中多经历智慧和知识的事。我又专心察明智慧、狂妄和愚昧，乃知这也是捕风。因为多有智慧，就多有愁烦；加增知识的，就加增忧伤。”因此，我曾经以为从写作者为自己设定的位置来看，麦家的小说可作“黑暗传”或者“捕风者说”观之。而且，我甚至进一步认为，这样的位置同样关乎写作者的世界观和写作立场。现在，麦家巧妙地把明与暗之间的裂隙用“解密”来填充。明与暗、真与假、内与外、可言说与不可言说、可以示人与难言之隐，解密的过程成为了窥视和我们世界相连、却孤悬在我们世界之外那个隐秘世界，成为揭破假面、直抵人心真相的探索之旅。

　　世界之暗来自何处？肯定不只是《暗算》之“瞎子阿炳”，《黑记》遮蔽在重重衣饰之下的生理暗疾，《风语》之陈家鹄、《刀尖》之林婴婴的家族幽暗记忆。麦家在《陈华南笔记本》一开始引述了博尔赫斯《交叉小径的花园》的一段话：“什么事情会恰恰发生在一个人身上，而且恰恰是现在。一个世纪接连一个世纪过去，就是到了现在，事情才发生；空中，地上，地下，海里，生活着无数的人，可所有一切真正发生的事情，都在你身上发生了。”谁能卜知将要在我们身上发生什么？往往毕生之功，亏于一篑。麦家对这人生之“一篑”玩味不已。《陈华南笔记本》中的陈华南或者是《解密》中的容金珍怎么能够预知在临近目的地时却丢掉了致命的笔记本。《飞机》中“爸爸”又怎么可能料想带回家的密码纸会被“我”叠成飞出去再也找不回来的纸飞机。而《风声》中的李宁玉想不到的事情更多了。我们生活的世界就像一个个隐藏的谜底或者没有被破译的密码，只要没有被揭破，他们就遮蔽在黑暗中间。在这里，引起我们注意的其实是，推动历史或者改变人生命运的究竟是必然，还是一些像微尘一样被不经意忽略的小细节。因此，从这样的角度说，我们每个人都不能说生活在敞亮的“明”的世界里。我们时刻被世界“暗算”，我们随时可能坠入万劫不复中间。更让人悲观的是，我们都是生活在一个有着规定方向的时间矢量中。我们只能按照时间的顺序去猜谜去解密，而一旦谜底被翻出来，一切就被注定，什么也就不能改变。虽然世界充满着许多分岔，但一旦我们做出了选择就是惟一的。麦家的故事讲述联系着他的世界观。而且作为一个专业的小说写作者，麦家并不因为我们对世界之“暗”的恐惧，而把我们放到光亮中。他让我们不断地在世界之“暗”中颠簸。因为，和那些以“说谎者”的面目出现的写作者不同，麦家反复强调自己是一个“说真”的写作人。因此，世界之“暗”，那种我们不断遭遇的无法预期的偶然事故就是麦家理解的世界之“真相”。不仅如此，麦家以解密者的面目呈现，背地里又是一个不折不扣的造密者。世界之“暗”到了他的笔下又凭添充满玄机的暗昧。那么，在具体的写作中，谜底在手的麦家是不是胜券在握地隐藏在文字背后呢？不是。麦家的聪明是把自己设定在一个面对世界之“暗”同样无能为力的捕风者的位置。他一面引领读者去建构对他讲述世界的确信，一面又悄悄地去瓦解这种确信。事实上，麦家的小说到处充满着自我否定和篡改。最典型的是《风声》中，共同参与了历史事件的历史叙述者潘老、顾小梦以及“我”所讲述的“东风”、“西风”和“静风”之间不是彼此证明，却是彼此抵牾和拆解。谁是说谎者？在麦家这里，真理不是越辨越明，而是越辨越缠绕越浑浊。

　　世界之“暗”还不只是此。读麦家的小说，我们隐隐约约感到他在向卡夫卡式体制对人压抑的现代命题靠近。他的小说题目“让蒙面人说话”的“蒙面”揭示了他小说中绝大多数人的存在状态。还不仅是日常生活状态，“他们的内心也极不自由。”战争时代的地下工作者，和平时代的“701”人，无论他们属于哪一个政党或者国家，他们其实都成为了在黑暗中生存的“我非我”的“蒙面人”。“蒙面”，即沉身于黑暗世界，所中断的不只是这些异秉、天才的专业研究。像《暗算》中的黄依依、陈二湖，《解密》中的容金珍，《风语》中的陈家鹄作为一个优秀的科学家却把生命投掷在残酷、无聊的密码破译中。而且他们作为一个正常的人，他们的亲情、友谊、爱情，甚至作为一个普通人的正常生活乐趣，都被那个看不见却无所不在的组织和国家利益所毁弃。就像那个时代曾经风行的一句话，“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为人民服务中去”。而事实上，像陈二湖、容金珍、陈家鹄，因为长期置身于黑暗，已经完全失去了回到光亮世界的能力。如果真的要把他们抛掷在光亮地，他们完全就“废”了。至此，麦家的写作和我们曾经记忆中的那些写地下工作者、秘密战线的文艺作品分道扬镳了。在那些文艺作品中，国家、政党和组织利益有着不容置疑的、预予的、合法的权威。应该说，到目前为止，麦家在体制对人的扭曲这个现代命题上的思考可以拓展的空间还很大。这也是我们期待麦家在这个命题上有更多作为的地方。说到底，和世界之“暗”之“虚”比较，国家之“暗”之“实”对于我们生活的世界有着刻骨铭心的记忆。中国文学应该有更勇敢的作品去正视过去时代梦魇一样的国家之“暗”，正视一个国家的阴郁。

　　因此，可以这样说，正是麦家使得推理悬疑小说有了一种“本土的深刻”，这应该是当下一个有理想的文学写作者应该思考的问题。而对于一个优秀的小说家，接着的问题就是怎样讲出一个逻辑上说得过去的好故事，如王安忆评价《风声》的“在尽可能小的范围内，将条件尽可能简化，压缩成抽象的逻辑”，恐怕是他关心得更多的。麦家从一开始似乎就让我们相信，小说的叙述是可以推理出来的。写作的过程是一个自我澄清、自我觉悟的过程。一个优秀的作家，迟早会意识到什么东西才是自己的。因此，我们读麦家的小说总能看到它在时间的推移中的分蘖、增殖。从《紫密黑密》《陈华南笔记本》中生长出《解密》，从《让蒙面人说话》中生长出《暗算》，从《密码》中生长出《风声》，从《刀尖上行走》中生长出《刀尖：刀之阳面》《刀尖：刀之阴面》等等。从小说的技术上看，有那么多的推理悬疑小说大师在前，而且推理悬疑小说好像也不是中国人的长项，麦家这个以推理悬疑小说闻世的作家能给我们带来什么呢？麦家的小说不缺乏推理悬疑小说抽丝剥茧丝丝入扣的悬念、猜测和真相大白之后的意料之外和意料之内。说得直白一点，作为一个推理悬疑作家，他的基本功是扎实的，甚至是纯正的。像《风声》，典型的密室逃逸把戏、障眼法式的心理误导以及西方式的逻辑推理，麦家巧妙地利用着写作者和读者信息的不对等来设置小说的重重迷宫。如果你一开始就跟着小说中同样在猜谜和解密的人物思路，你就中了麦家的蛊。实际上，只要你在阅读的过程中遵从麦家为你预设的顺序，而不是倒读。麦家就可以牵着你的鼻子从容地把他的包袱一个个抖搂出来。这样，小说的叙述就成为了麦家对整个故事的切割、分解、重新组合、排列，然后在适当的时机下把适当的事实从“暗处”一个个释放出来，从“刀之阳面”潜入到“刀之阴面”。事实上，没有一个小说家没有设置过悬念这个东西，但悬念各有巧妙不同。因此，那些希望通过推理悬疑小说来考量自己智力的读者，读麦家的小说肯定找到了一个恰如其分的对手。但如果仅仅止于把一个连环套的故事不着痕迹地抖搂出来，那麦家至多算一个能写《故事会》式故事的一个故事家。而如果仅仅止步于此，我们不如直接去读西方老师的作品，那些西方悬疑小说大师，像柯南·道尔、阿加沙·克里斯蒂、格雷厄姆·格林和卡尔的经典之作差不多都有了中国的译本。

　　麦家是一个炫技的写作者。从今天的中国小说格局看，麦家是少有的能够将上世纪80年代先锋传统转移和安放在当下，并在当下激发出新的活力的作家。先锋小说家普遍征用的“元叙事”、“第一人称叙述策略”、“非道德化视角”、“解构历史”、“游戏化”以及“语言策略”等等技艺在麦家小说中被运用得娴熟老到。从整个写作观来看，麦家不再按照传统和先锋、雅和俗、宏大和个人等等来建立自己写作的精神谱系和边界，而是自由地调动诸种写作资源。回到具体的技术层面，就小说的叙述来说，麦家把自己放置在一个和读者差不多的窥视者的位置。只不过由于偶然的机缘使他比别人先知先觉，而使“麦家”成为一个聆听事件参与者讲述的诚实的记录者，一个有着“奇遇”、“艳遇”或者“奇特的邂逅”的，往来于明与暗世界之间的信使一样的人物。如果我们不言必称西方，而是回到中国古典叙事，我们就可以发现麦家其实是挪用了中国古典叙事中最常见的“遇仙”、“逢异”的叙事模式。我不知道麦家对传统叙事资源的征用是有意还是暗合。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和这样叙事传统联系着的其实还应该是具有典型民族性的阅读经验和记忆。也就是中国读者会不自觉地进入到小说家为他们所设置的“奇遇”记或者“艳遇”记的叙事语境。这里面，充满着一个世界对另一个世界窥视的阅读期待。就像打开的魔瓶，以中国读者世故的阅读经验，“奇遇”或者“艳遇”之后的那个世界，或者仙境，或者灵境，或者异界，都是我们未尝经验的神奇世界。而麦家只是把仙境、灵境，或者异界置换成和我们今天生活有着若即若离关系的“701”世界。而且更为有趣的是麦家曾经的学习和工作经历，也使读者想象这种“奇遇”或者“艳遇”确实为写作者所亲历。

　　麦家还不仅仅从叙事模式上对中国传统小说资源进行改造和移用。从小说所涉及的人物来看，无论是瞎子阿炳，还是黄依依、陈二湖、容金珍、李宁玉、陈家鹄、林婴婴都是或多或少带有魔性的人物。陈思和在近几年提出中国作家写作中的“恶魔性因素”。麦家小说中的魔性人物究竟属于一个怎样的人物谱系值得我们思考。这里我对这个问题不拟做详细的论析，我只是指出中国古典传奇和志怪的叙事传统谱系中多的是魔性人物的述异志和畸人传。应该说，我们现在对这样带有召唤性的民族阅读传统研究得还不是很充分。而现在麦家提供了一个对这个问题展开研究的个案。值得注意的是，麦家的小说是植根在一个具体的时代。只有把麦家的小说放在近现代中国的历史场景，我们才能理解比悬疑推理更多的东西。像《解密》，在造密和解密中蕴涵丰富的东西方文化内容；像《暗算》《风声》《风语》《刀尖》，在国家、政党、友情、亲情等等关系中表现复杂的历史缠绕。

　　正是因为麦家持续有效的写作实践极大地提升了推理悬疑这一小说类型在汉语小说中的地位，就像张大春《城邦暴力团》之于武侠小说、刘慈欣《三体》之于科幻小说。类型文学在当今世界文学格局中地位和成就卓著，拥有许多大师级的作家，但在中国文学格局中却常常被所谓的“纯文学”傲慢和偏见着。对类型文学的歧见是“五四”新文学的遗产之一，“五四”新文学传统建立是和对包括类型文学在内的“旧”文学“俗”文学的清算同时完成的。因此，麦家在中国当代文学的意义应该是对一个湮没的传统的打捞和再造。麦家不是简单回到传统，而是在今天世界类型文学格局开放自己的写作现场，重建汉语类型文学的尊严。　(何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