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镕基：宁可不做官 也不会拿原则做交易(图)

　　1990年4月14日，朱镕基与干部职工一起参加上海“爱国卫生月”活动。（资料图片）

　　“如果我当选市长的话，我决心使下一届市政府成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廉洁的、高效率的政府，这是我的决心。首先，从小事情做起，一定要坚决地刹住吃喝风和受礼风。这不但是节约，而且是树立一个勤俭建国的风气……所以我想先从我做起，从市政府做起，我们市政府的人员下基层、到工厂，无论如何要做到‘一菜一汤’……今后我们市政府任何会议严禁发包，这是一个象征，就是说以后不要搞送礼、发东西这种风气……”8月11日，《朱镕基上海讲话实录》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首发，朱镕基1988年4月25日在上海市九届人大一次会议上的上述讲话内容，也被收入该书中。

　　《朱镕基上海讲话实录》一书收录了朱镕基1987年12月~1991年4月在上海工作期间的部分讲话、谈话、信件等，106篇文章绝大部分为首次公开发行。该书延续了此前出版并热销的《朱镕基答记者问》和《朱镕基讲话实录》的风格，详实地记录了朱镕基领导上海改革发展实行的一系列重要举措。

　　两年前，前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纪委书记吴官正在读完《朱镕基讲话实录》后，曾有这样一句评价：“伟大的邓小平与伟大的江泽民选择了伟大的朱镕基。”

　　“现在我们的‘关系学’太多了，大家不愿批评了，讲情面、讲关系、怕‘穿小鞋’”

　　20世纪80年代，上海作为中国大陆最为发达的大都市，在转型中对内优势流失、对外无法对接。上任之初的朱镕基市长被财袋子、煤炉子、菜篮子等一系列问题困扰，一年之内头发全部变白。1988年5月，朱镕基走马上任，在主持首次市政府常务会议时，就提出上海“需要速度，需要效率，需要果断行事，需要雷厉风行”。

　　在这次会议上，他当机立断建立“一个机构、一个窗口、一个图章”审批项目的外国投资工作委员会。在该委员会成立之前，上海审批一个外国投资项目需要盖126个图章，效率十分低下。很多外国投资者因为审批程序原因，推迟甚至放弃了在上海的投资。

　　上海市外国投资工作委员会成立后，外商投资项目只要通过该委员会的一个图章就完成了全部审批手续。这项举措，让世界投资者对上海信心大增，外资进入上海的速度和规模成倍地增加。

　　1988年6月29日，朱镕基在接受香港英文虎报记者辛格莱采访，提到上海市外国投资工作委员会时说：“如有个项目，中科院上海技术物理研究所与中日合资的上海尼赛拉传感器有限公司谈判了一年没解决，市外资委接过来，开一个会就解决了。前几天，报纸上报道了上海与美国合作的一个轴承生产项目，经过70天就批准了，也是通过这个机构办的。”

　　北京大学立法研究中心客座教授徐晓冬评价说，在当时计划经济色彩浓厚、开放阻力重重的情况下，“一个窗口、一个公章”的决策提出并付诸实施，需要巨大的勇气。“一窗一章”后来在全国各地逐步推广开来，对加大开放步伐、推动行政管理体制改革起了重要作用。

　　接着，朱镕基审时度势，大胆推出一系列改革措施，以解决上海各种紧迫的社会问题。他不失时机地将财权、事权下放，推行市、区两级政府分权，将行政和社会事务下放权力给区；将经济管理权由委办局分权给企业，实行政企分开。

　　朱镕基长期从事经济工作，被小平同志称赞为“懂经济”的领导人。面对上海工业的困难局面，他以壮士断腕的勇气，大刀阔斧地进行产业结构调整，领导传统工业“金蝉脱壳”、“返老还童”，逐步实现年轻化、集约化；同时，大力扶持和发展电子、汽车、信息技术等新一代支柱产业和新兴产业。

　　这期间，朱镕基还拍板筹建上海证券交易所，1990年6月获国务院正式批复建立。他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成立仪式上第一句话，就鲜明提出“建立证券交易所，表明中国改革开放的决心不会变”，这也表明他坚定推进市场化改革的远见卓识。

　　在上海工作期间，朱镕基还以浦东开放开发为重点，以“上海经济同世界经济接轨”为理念、目标，大胆推出关税豁免、自由进入、土地批租、开放外资银行、推行股份制等一系列特殊政策，不断扩大上海对外开放，积极改善上海投资环境，为浦东开放开发打下坚实的基础。

　　“他勇于直面时弊、敢抓敢管，一抓到底，对矛盾、问题、困难不回避，不遮掩，不粉饰。”徐晓冬说，“针对一些同志当‘太平官’、做‘老好人’，不愿得罪人的现象，他严肃指出，现在我们的‘关系学’太多了，大家不愿批评了，讲情面、讲关系、怕‘穿小鞋’。这样下去，我们党和国家的事业是要被断送的。”

　　“要把那些老说空话、站在那个位置上不办事的人拉下来”

　　1987年年底，中央决定调朱镕基到上海当市长，1991年3月他当选国务院副总理，离开了上海。他在上海工作了3年多，其中近两年是书记、市长一肩挑。虽然他主政上海的时间不长，但却是上海发展的关键时期。他在任上海市市长前做了不少准备，一到上海就对经济工作、城市建设和人民群众生活等开展调查研究。朱镕基坚持“时刻为民”的宗旨，抓的头一件事，就是把解决上海市民的副食品供应作为工作突破口。后来，他又提出新一届市政府重点抓三件实事：交通、住房与煤气、菜篮子。为了做好菜篮子工程这件事，他不仅在电视上发表讲话，还找许多干部谈话，深入农村蹲点调查。

　　上海市人民政府研究室原副主任兼市政府新闻办公室副主任郑新逸回忆说，在上海期间，有一次，在机关党小组生活会上，朱镕基听到反映有老百姓买不到食盐，当即找来市财贸办领导，说食盐是百姓不可或缺的生活必需品，要求马上调查食盐供应情况，并指示立即组织调运，确保市场供应。在解决上海市民生活用气问题时，有一次在上海石化厂检查工作，有位厂领导提出供气有困难，但理由不充分，朱镕基听了生气地说：“你不给液化气，我拿你是问。”这种严厉的口吻，在朱镕基为百姓办事过程中很常见。

　　90年代初，上海在全国最早推出住房制度改革。郑新逸说，从1990年3月至年底，朱镕基组织召开了12次专题会，讨论研究房改和建房工作。他提议要发动市民广泛参与房改方案讨论，还亲自召开全市住房制度改革动员大会，发表电视讲话，走访棚户区，体察民情。“对事关群众利益的大事，朱镕基从不马虎，绝不轻率，始终把人民群众满意不满意作为衡量政府工作的最高标准。”

　　朱镕基曾说：“我们这一届政府就是要看实绩、看政绩。你是不是把‘菜篮子’搞满了，把物价搞下来了或者稳定了；你是不是把生产搞上去了，把经济效益提高了；出口是不是增加了，外商投资是不是增加了。你要搞出政绩来，不要讲空话。”

　　在任时，朱镕基强调，要真抓实干，实实在在为百姓做事，解决问题，“从垃圾、粪便问题到‘菜篮子’问题，一个一个解决”，“我们不提倡说空话，希望每一个同志都成为解决问题的能手。”他对那些老是坐而论道、专门讲空话而不干实事的官僚主义现象深恶痛绝，说：“不克服官僚主义，上海没有前途”，“要把那些老说空话、站在那个位置上不办事的人拉下来。”

　　中国行政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汪玉凯用16个字评价朱镕基为官的作风：从政为民，廉洁奉公，敢作敢为，不畏艰险。他说，1988年，朱镕基在上海提出建立全心全意为人民、廉洁高效的政府，实际上开创了建设服务型政府的先河。

　　不论是当市长，还是当总理，朱镕基都不忘为人民服务。他亲自抓群众信访工作，更是将这一工作提到“关系到我们党和群众的关系，关系到我们执政党的生死存亡”这样一个高度。“我们听不听群众的意见，帮不帮他们办事，为不为他们服务，这是一个根本问题。”朱镕基说：“我深深感到，我们离开人民群众就一事无成。”

　　“我是一个孤儿，从小没有父母，我不怕得罪人”

　　《朱镕基上海讲话实录》收录了1988年6月28日朱镕基《对全市局级以上干部的三点要求》一文，其中第二点要求是“为政清廉，办事高效，做问心无愧的人民公仆”。这不仅是朱镕基对上海市局级以上干部的要求，也是他为政的座右铭。

　　在这篇讲话中，他说：“我有一个建议请大家考虑，是不是可以少搞点形式主义的东西？我们工作方法要改善一下。我一到上海来工作，就给自己提出‘五戒’，即不登报、不上电视、不剪彩、不题字、不受礼。现在，我常常‘犯戒’，不登报，记者不答应，非要登报不可。现在每个星期要去一个工厂、一个区、一个县、一个局。如果都要报道，天天报上都是我，这有什么好处呢？我哪有这么多好思想、好点子呢？登它干什么呢？不上电视也不行。当然，我下厂决不允许电视台记者来，但有时候接待外宾，接待外国总统，不让拍电视也不行，这也还得上。不剪彩做到了，到现在为止，我没有剪过彩，任何人找我剪彩都不剪。题字，一概拒绝，到目前为止，我没有题过字。不受礼也做到了，接待外宾受礼，我都上缴。但是现在活动还是太多，我觉得陪会是我一个沉重的负担。”

　　该书还披露了1988年5月4日朱镕基写给当时上海市常委、市委统战部部长、市政协副主席毛经权的一封信，内容如下：“经权同志：我来沪后曾自己订‘不题词’以律己，因此，恕不题词了，盼谅之。但我是京剧爱好者，开幕演出一定做观众。有空时还想多欣赏。”

　　80年代末，社会上“吃喝风”、“受礼风”盛行，不少人民群众写信反映干部吃请受礼的问题。当时，江泽民同志严肃指出“上梁不正下梁歪，中梁不正倒下来”。朱镕基则明确要求纪检、监察部门把眼睛牢牢盯住506个局级干部。

　　在他主持的第一次市长办公会议上，讨论通过了《上海市人民政府关于对政府机关局以上领导干部发扬艰苦朴素作风的若干规定》，对干部宴请和赠收礼品作出了八条具体规定，并明确对违反规定者第一次书面检查，第二次通报批评，第三次给予行政处分。他说了就做，雷厉风行，接着还制定了机关工作人员、企事业领导干部保持廉洁的规定，在全市农村干部会议上，他又针对农村干部提出了廉政要求。

　　1988年朱镕基当选上海市长的时候，曾说过这样一句话，“我是一个孤儿，从小没有父母，我不怕得罪人。”朱镕基惩治腐败，铁面无私，刚正不阿。他常常将一句古人名言挂在口头：“吏不畏吾严，而畏吾廉；民不服吾能，而服吾公。公生明，廉生威。”强调建设廉洁政府，不仅要盯住关键领域和重要岗位，管好主要领导干部，更要通过深化改革，加强制度建设，来最大限度铲除腐败现象滋生的土壤。他担任上海市长、市委书记期间，采取职能转变、权力制约、制度建设和廉政教育等多种方式，来打造廉洁、高效、务实的政府机构。通过加快政府职能转变，减少腐败的土壤；加大行政权力制约，减少腐败的条件；推进政府制度创新，减少腐败的机会；加强廉洁从政教育，减少腐败的动机。多种举措由外及内，由表及里，层层递进，环环相扣，共同构成了加快廉洁政府建设的任务体系。

　　朱镕基对身边的工作人员也要求特别严格，包括副市长。90年代初，家用电器等产品供应还比较紧缺。一度企业以产品试用名义送领导、送机关的现象比较突出。他首先要求各位副市长，有试用产品的都要一一登记，如数统计上报、办理清退。

　　与此同时，他严于律己。朱镕基的博士生，现任清华经管学院市场营销系系主任赵平回忆说，有一次，朱镕基下企业视察，当他看到企业准备好的午宴时，转身就走了。在位期间，他去企业都是尽量与职工一起吃食堂，坚持“一菜一汤”的标准。

　　“宁可不做官，也不会拿原则做交易”

　　朱镕基历来以“讲真话，办实事”而享誉党内外。原中央党校副校长杨春贵这样评价朱镕基：“他曾经因为讲真话而受到错误处理，经历了人生种种坎坷。但他并没有因此而变得谨小慎微和圆滑世故，始终保持一种光明磊落、求真务实的人生锐气。”朱镕基说：“我自己的特点、我的信条就是独立思考。我心里是怎么想的，我认为就应该怎么讲。”“只要是认为有利于党的事情，我就要讲”。他在对上海市纪委同志的讲话中说：“我们市委在原则问题上绝不会让步，宁可不做官，也不会拿原则做交易，绝对不会。”杨春贵认为，这样的表态和人生信条为广大党员、干部讲真话、道实情，坚持真理，坚持原则树立了榜样。

　　朱镕基还具有严于律己、勇于自我批评的工作作风。作为市长的候选人，在选举之前同人大代表的见面会上，他作了自我评价，他一句优点都没有说，而是严肃、认真、郑重地讲了自己的三条缺点：一是“我只有领导机关的工作经验，没有基层工作经验”；二是“我只有中央工作经验，没有地方工作经验”；三是“我性情很急躁，缺乏领导者的涵养，干工作急于求成，对下面干部要求过急、批评过严”。在讲到第三条缺点时，朱镕基说：“这一点我应该向江泽民同志好好学习。宋平同志在我来上海工作之前和我谈话，他说你要求干部严格不是你的缺点，但是你批评人家的时候不要伤人，说话不要太尖刻。这些都是语重心长的话。说到我的缺点时，他说你应该学习周总理，批评同志后让人感到你应该批评，觉得是你对人家的关心。我确实是缺少领导者这样的一种品质，但我希望同志们监督我改正。说老实话，江山易改，禀性难移啊，不是很容易的，但是我一定要很好地改正自己的缺点。”

　　杨春贵说：“这段表态给人以至真至诚之感。这些让大家看到了一个老共产党员的光明磊落和对人民高度负责的精神。”

　　“兢兢业业，努力工作，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这是朱镕基1988年4月25日作为上海市市长候选人同人大代表见面时的发言。他是这样说的，更是这样做的。

　　“苟利国家生死以，岂能祸福趋避之。”有历史担当的政治家总是将国家和人民的利益放在至高无上的地位，而将自己的安危置于身后。这一点在朱镕基身上体现得很充分，他那段义正言辞的表态“准备好一百口棺材，也有我自己一口，无非是个同归于尽，却换来国家的长久稳定发展和老百姓对我们事业的信心”，至今仍被百姓所铭记。

　　1987年12月，朱镕基去上海工作，那个时候可以说是上海非常困难的时期。1981年上海的财政收入是171亿元，但到1987年只有165亿元，6年间，财政收入不但没有增长反倒下降，经济形势堪忧。此外，当时上海人口增长很快，很多基础设施跟不上，交通、住房、环境污染等问题相当严重。在这样的背景下，朱镕基知难而进，接手了上海市长的重任。他励精图治，领导上海人民在较短的时间就扭转了这种困难局面。（报记者 桂杰 实习生 陈亚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