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古以来，勤俭节约不仅是关系个人生活习惯和道德品行的小事，更是关乎社会风气和家国兴衰的大事。在极特殊情况下，甚至还能虎口夺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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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中国古代社会，人地关系一直高度紧张，“浪费可耻、节约为荣”自古就是传统经济伦理和道德风尚的重要内容。老子在《道德经》中所说“三宝”之一，便是“俭”。《左传》曰，“俭者，国之宝也”；古语云，“节俭之行，君子攸先”。

　　春秋时期，齐国名相晏子(晏婴)，历事齐灵公、庄公、景公三君，名显诸侯，却“以节俭力行重于齐”，时时处处以节俭为意，就连与本身地位相称的生活待遇也坚辞不受。

　　晏子“食不重肉”，一餐只吃一个肉菜。同僚梁丘据“见晏子中食，而肉不足”。肉菜之外，主食是“脱粟之食”即只去壳没有精制的糙米，蔬菜不过是“五卯、苔菜而已”。晏子做饭以够吃为限，景公的使者突然到他家里，没有准备多余饭菜的晏子只能“分食食之”，结果“使者不饱，晏子亦不饱”。晏子衣着简朴，以蔽体保暖为度，甚至“布衣鹿裘以朝”，把省下来的钱财“泽覆三族，延及交游，以振百姓”。晏子以勤俭之道相齐辅政，“政平民说”。

　　遗憾的是，并非每个王朝都能视“俭”为国宝。三国曹魏后期，奢纵之风弥漫朝堂。魏晋禅代，西晋建立的当月，即泰始元年(公元265年)十二月，开国皇帝武帝司马炎就“厉以恭俭，敦以寡欲”，下诏“大弘俭约”，力图扭转奢靡风气。司马炎下令从皇宫中撤出“珠玉玩好之物”，却将之“颁赐王公以下”，间接诱导开启了王公大臣的奢欲，导致朝臣炫富之事层出不穷，弘扬节俭的政策竟然走向反面。

　　驸马王济身为皇亲国戚，“性豪侈，丽服玉食”，公然带头违背武帝“恭俭”国策。武帝曾到其家赴宴，王济“供馔甚丰”，所有餐食“悉贮琉璃器中”。其中有一道“蒸肫”味道特别好，武帝问起烹饪方法。王济答道，“以人乳蒸之”。武帝当即“色甚不平，食未毕而去”。

　　武帝虽然个人极度反感奢侈浪费，但因皇权不振，在制止贵族重臣的“豪侈”行为上一直有心无力。西晋开国元勋何曾“性奢豪，务在华侈”，衣食住行“帷帐车服，穷极绮丽，厨膳滋味，过于王者”。平日吃的“蒸饼上不坼作十字不食”，即不蒸出来十字开花的形状就不吃。每次进宫参加御宴，何曾都看不上御膳房所做的饭食，觉得不如自家厨房美味，无法下咽。武帝“辄命取其食”，就特许他赴宴时自带美食。何曾“食日万钱”，一天的饭菜就要耗费一万钱，以致留下“何曾食万”的成语典故，还“犹曰无下箸处”。大臣“刘毅等数劾奏曾侈忲无度”，武帝“以其重臣，一无所问”。

　　软弱的武帝后来甚至随波逐流，参与到重臣贵戚的斗富争豪之中。武帝舅父王恺与大臣石崇互相“以奢靡相尚”。王恺用糖水刷锅，石崇就用蜡烛当柴烧。王恺用不常见的赤石脂做涂料，石崇就用当时难得的花椒刷墙。二人一时不分胜负，武帝亲自下场“助恺”，赐给他一株“高二尺许，枝柯扶疏，世所罕比”的珊瑚树。王恺用这棵珊瑚树向石崇叫阵，石崇“便以铁如意击之，应手而碎”，随后让人拿出六七株高三四尺，“条干绝俗，光彩曜日”的珊瑚树。王恺看罢，怅然若失。

　　在朝廷大臣的竞相炫富和武帝的推波助澜下，新生的西晋王朝不但没有一点新朝气象，反而很快气息奄奄。朝堂之上乌烟瘴气，八王之乱兵连祸结，西晋统一全国仅37年就被乱华的五胡所灭，导致中国古代历史进入长达将近三百年的南北大分裂时期。

　　隋唐再造一统后，吸取西晋斗富奢纵的灭国教训，勤俭成为上至皇室百官、下至黎民百姓的共同价值追求，尤以隋文帝、唐太宗的身体力行为甚。

　　有年关中地区闹饥荒，隋文帝派左右亲信出宫察看民情。亲信给他带回百姓吃的杂糠豆屑，文帝看过之后泪流满面，从此不吃酒肉将近一年。即使是平时御膳，文帝也只吃一道荤菜，后宫嫔妃的衣服都是多次缝补才换新。“开皇之治”时期，隋朝经济在历经三百年战乱疮痍基础上的迅速恢复，和文帝的勤俭为政密不可分。

　　在节俭方面，文帝对诸子也是严格要求。他曾告诫太子杨勇，“历观前代帝王，未有因奢华而得长久者”。杨勇与秦王杨俊、蜀王杨秀等诸王之所以被废，固然有政治斗争的原因，也和他们生活上的奢纵有莫大关系。而文帝没能识破杨广简约朴素假面具背后的穷奢极欲真面目，更是导致了隋朝二世而亡。

　　隋文帝在对皇子节俭教育上的失败，给唐太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坚持清静俭约、勤俭治国，打造出“贞观之治”的太宗，尤其注意加强对太子李治的教导，以确保治国路线的延续。太子“临食将饭”，太宗借机问道：“汝知饭乎？”太子回答“不知”，太宗告诉太子，“凡稼穑艰难，皆出人力，不夺其时，常有此饭”，端起饭碗就要想到农民在地里劳作的艰难，只有爱惜民力、不夺农时，才能确保粮食丰收，官民百姓有饭可吃。

　　在现场教学之外，唐太宗还注意加强书面教育。他亲自撰写《帝范》十二篇，其中《诫盈第七》诫勉太子，“君者，俭以养性，静以修身。俭则人不劳，静则下不扰。人劳则怨起，下扰则政乖”。唐太宗清醒地认识到，在古代生产力、尤其是粮食产量大体恒定的情况下，奢侈浪费必然会过度使用民力，导致百姓铤而走险；只有勤俭治国才能确保百姓生产生活正常有序，实现长治久安。故在《崇俭第八》中，太宗直接明确地告诉李治，“圣世之君，存乎节俭”。

　　勤俭是中国古代治国方略的重要内容，节俭亦是古人修身养性的品德操守，《礼记·表记》记载孔子认为“俭近仁”。中国古代节俭思想并不是一味强调俭省、泯灭人欲，让人们去过苦行僧式的生活，而是在承认正当需求的基础上否定贪欲，用理智克服物质利益对内心的诱惑，从而涵养内心。故诸葛亮《诫子书》言，“君子之行，静以修身，俭以养德”。

　　在“众人皆以奢靡为荣”的北宋中期，司马光“独以俭素为美”。在劝导儿子司马康崇尚节俭的家训《训俭示康》中，司马光要求儿子“以俭为美德”，并对《左传》中的“俭，德之共也；侈，恶之大也”进行了深入阐释。司马光认为，节俭是品德高尚的标志，“有德者皆由俭来也”，节俭寡欲，可以不为外物所累，不为利益所惑，这就是“君子寡欲，则不役于物，可以直道而行；小人寡欲，则能谨身节用，远罪丰家”；而奢侈是罪恶的源泉，“侈则多欲”，奢侈必然导致欲望过多，“居官必贿，居乡必盗”，或是“贪慕富贵，枉道速祸”，或是“多求妄用，败家丧身”。

　　和司马光同时代的苏轼，不仅以诗词书画流芳千古，还是著名的美食家，自称“老饕”。东坡肉等一百多种东坡菜美食，相传大多都出自苏轼之手。可就是如此热爱美食，表示要“聚物之夭美，以养吾之老饕”的苏轼，在饮食生活上却异常节俭。他曾写下《节饮食说》，给自己定下规矩，“东坡居士自今日以往，早晚饮食不过一爵一肉”，平时自己吃饭，一杯清酒，一个肉菜；“有尊客盛馔则三之，可损不可增”，请人吃饭不超过三个肉菜，甚至可以酌情减菜；“有召我者，预以此告之，主人不从而过是，乃止”，别人请他吃饭也不能超过三个肉菜，否则就不赴宴。苏轼如此节俭的用意，“一曰安分以养福，二曰宽胃以养气，三曰省费以养财”，这正是“人间有味是清欢”的注脚。

　　历览前贤国与家，成由勤俭败由奢。自古以来，勤俭节约不仅是关系个人生活习惯和道德品行的小事，更是关乎社会风气和家国兴衰的大事。在极特殊情况下，甚至还能虎口夺命。

　　春秋末期，昏庸的晋灵公派人刺杀大夫赵盾。刺客钻进赵家后，见赵盾正在吃晚饭，餐桌上只有一条鱼。按照春秋时期的饮食等级制度，赵盾身为卿大夫，按级别可以享受一餐吃掉一头猪的生活待遇。而一餐只吃一条鱼，是普通士人的用餐标准。

　　刺客见赵盾晚餐只有一条鱼，不胜唏嘘慨叹，认为赵盾“为晋国重卿而食鱼飧，是子之俭也”，遂不忍刺杀如此节俭的赵盾，可又不能违抗国君的命令，只有自刎而死。而赵盾因为节俭，从刺客剑下躲过一劫。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博士)

　　吴鹏 来源：中国青年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