苗族舞蹈变霹雳舞 民俗为何变了味儿？

　　一些申遗项目经过层层改造，变得面目全非

　　6月13日是中国的第四个“文化遗产日”。近年来，随着社会各界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逐渐重视，各地挖掘和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力度越来越大，申请非遗的热情也方兴未艾。但是，在这股热潮中，一些地方对非遗项目或随意改造，或过度商业开发，原本纯粹质朴的非遗开始变了味儿。

　　“很多地方的民俗歌舞申请非遗时，乡镇先改造，到县里再改造，到省里又改造一次，来到北京已经面目全非。”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巫允明教授研究民族歌舞近30年，看到经过重重“改造”后的非遗“歌舞表演”感到十分痛心。

　　非物质文化遗产为何频频“变脸”？怎样才能更好地传承非遗？14日，在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田野的经验——第三届中日韩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方法论坛”上，专家们表达了他们的忧虑和建议。

　　苗族舞蹈化身霹雳舞

　　非遗项目屡被改造

　　“河北井陉县的‘拉花’秧歌本来非常有特点，扭起来肩、肘、腕连动。前一阵我看了一场非遗传承人的演出，肩和肘都不动了，就只剩下手腕花了，完全没了自己的特色，这跟别的秧歌有什么区别？”巫允明遗憾地说，目前我国各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申报实行层层审批，一些地方唯恐当地的民俗歌舞太“土”或者不够“美”，于是添枝加叶，随意改造，经过乡、县、省层层改造，到了北京就面目全非了。

　　中国艺术研究院苑利教授也见过很多莫名其妙的改造：侗族大歌改造成美声唱法，梆子戏改造成京剧，苗族舞蹈改造成现代霹雳舞……苑利表示，“一种文化能历经千百年岁月洗礼而传承至今，说明这种文化必然有一种无法替代的魅力；改造后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已经失去了起码的历史认识价值。”

　　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专家委员会副主任乌丙安教授说，很多地方有贴窗花的习俗，虽然有的很朴拙，但是通过剪窗花、贴窗花，人们渐渐进入春节祈福的仪式中，这才是窗花的精神旨归，因此朴拙也是一种美，如果都按某些外行的意愿改得同样精致，谈何“文化多样性”？

　　日本1950年通过《文化财保护法》，政府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已有56年。东京文化财研究所名誉研究员星野紘告诉记者，在此期间，日本也曾出现过将歌舞伎、能戏等舞台化的现象，但是又都由于经营困难消失了。原生态的民间歌舞比经过舞台化改造的歌舞更有价值，如今已经成为日本社会的共识。

　　商业化催生变味儿的民俗

　　保护非遗警惕“工具理性”

　　当非遗越来越受社会关注的时候，一些“聪明人”尝到了“非遗旅游”甜头。于是，那些原本在特定时间祭祀祖先的歌舞习俗频频在旅游景点的舞台上亮相，观光客看不懂的部分统统被大肆改造，不但失去了文化的个性，原本对祖先、天地和神灵的敬畏也荡然无存，只剩下一张华丽而空洞的“皮”。

　　“最要命的是，很多地方将文化作为发展经济的工具来利用。祭祀祖先的仪式是拿来表演和消遣的吗？作为消遣的能不变味儿吗？”乌丙安教授反问。

　　曾多次到中国西南地区考察的星野紘也发现，中国一些地方将非遗项目当作“观光资源来利用”，他认为非遗并不是一成不变的，但商业化对非遗来说，冲击太大，以至于无法把握。

　　“文化遗产一旦被产业化，就难免被按照商业规律解构和重组。”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主席冯骥才指出，“很多地方将文化遗产简单地与地方政绩和经济收益挂钩。往往是某一遗产申报成功，列入名录，便大举开发。把文化遗产开发当作土地或矿产一样开发，其结果是热闹一时，不仅所获经济成果十分有限，而且会对文化遗产本身造成根本性的破坏。”

　　“文化涉及人的心灵和信仰，把信仰降低为一种工具，这种文化的矮化是非遗保护工作中一个最大的问题。”一位学者表示，“‘工具理性’的盛行使一些人失去了敬畏感，而民俗最美的地方恰恰就是这种虔敬的精神。”

　　尊重文化的主人

　　文化自信是传承关键

　　四川省北川羌族自治县的羌族口弦艺人王安莲告诉记者，当地很多年轻人宁肯唱流行歌曲也不愿意学自己的传统歌舞乐器，他们觉得传统的东西“很土”。有学者表示，这种文化自卑也是非遗项目轻易被改造的内因。

　　“1983年，我到羌区时，这里的羌族人都穿民族服装，我还因为没穿当地服装，被当怪物一样指点了半天。但2002年再去时，牛仔裤、T恤衫已经随处可见，再也没有人议论我的打扮了。”巫允明说，真不知道这究竟是进步还是倒退。

　　在采访中，专家们也表示，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中，一定要尊重文化的主人，尊重主人的文化，这样才能调动起当地人民的“文化自信”，解决某些非遗项目后继乏人的难题。

　　金荣华教授来自台湾的中国文化大学，他告诉记者，每次在台湾少数民族地区做完田野调查，他一定要把照片和出版的调查报告寄给接受访谈的老乡，还会和老乡保持长久的联系。金荣华说，他们是文化的主人，要让他们感觉到自己是受尊重的，为自己的文化感到骄傲。

　　巫允明还建议，非遗方面各个领域的专家要严格记录非遗项目的本来面目，国家有关部门也应该定期检查非遗的传承状况，防止“长官意志”和商业化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肆意篡改。

　　“文化的个性站立起来了，文化的主体就有了自豪感。”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刘铁梁表示，学者的工作就是做深入的田野调查，揭示文化的特性和意义，从而让文化主体挺立起来。

　　同时，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专家委员会副主任刘魁立教授也提醒，既要保护人类文化的多样性，也要把民众的主体性、现实境遇和要求切实地考虑进来，真正把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变成一项发自民众而又服务于民众的事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