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夕说,自己的这个笔名是由“梦”拆解而成的。但很多时候,别人都不叫他林夕,而称他“夕爷”。这位被誉为华语歌坛第一填词人的才子,第一眼看上去有些文弱,消瘦的脸上架着一副板材眼镜。1961年出生的他,皮肤却不似通常年近半百之人一般松弛。“夕爷”并不严厉,在广州的几场演讲中,他会被自己的连珠妙语逗笑,也会在轻松回应了提问者一些暗含机关的问题之后嘴角露出狡黠的微笑。但在多数时候,他表现出来的还是一种特有的深沉。

　　严格意义上来说,《我所爱的香港》并不是林夕的新书,论在香港的出版时间,它甚至在《原来你非不快乐》之前。然而,这却是《我所爱的香港》第一次与内地读者见面。这种奇妙的反差在某种程度上可以看作是一个隐喻,观照的是人们对于林夕的定位:他首先是一个家喻户晓的作词人,然后才是一个社会批评者。而他自己,则更愿意做一个文化人。

　　日前,林夕在广州马不停蹄地做了三四场演讲,暨南大学排队领票的人群围满生活区一圈,容纳两千多人的大厅还是不能装下狂热的学生,据说这是暨大有史以来最火爆的讲座。记者在他下榻的宾馆专访了他。

　　谈新书

　　我爱的香港,“有病”并不奇怪

　　林夕在《我所爱的香港》中第一句话便是:“有生以来,我连一秒移民的念头都没有过。”但他同时也说:“我爱香港,但这种爱不能如爱情般连对方的缺点都爱上。”因为爱,所以批判,这是林夕的逻辑。也许正如梁文道在序中所说,这本书不啻是林夕的公开自省,也许还是一整代香港人的集体自省。

　　记者:你在《我所爱的香港》这本书里毫不客气地说香港“有病”,在你看来,香港生了什么病?

　　林夕:香港是有病,在每个快速发展的社会都存在这样或那样的病,并不奇怪。我很喜欢一则商场广告,让我想起了杨千皛的歌曲《笑中有泪》,广告词是“开心去买鞋,不开心也去买鞋”,购物是香港人宣泄情绪的重要途径,不管开心还是不开心。很多人的终身梦想就是买房,而更大的梦想就是买更大的房子,买东西是香港人的精神寄托。俗话说“化悲愤为力量”,香港人是化悲愤为生产力。

　　记者:但这种商业化环境才催生了流行文化的诞生和繁荣,包括您的词也需要这种土壤。

　　林夕:在香港,经济发达的同时造就了什么文化呢?比如说香港的学生在选科的时候,一切为日后的职业考虑,选择医生和律师的最多,成绩稍差的选文科,成绩好的选理科。香港经济发达的同时存在比较特殊的情况,凡事都是商业运作,文化很难脱离商业的限制,有什么样的受众就有什么样的产物。只有当你衣食无忧的时候,才能搞好创作,这和纽约不一样,在纽约,再偏的曲风也有受众,受众再少也能生存。当然,香港的文化还是有它的吸引力,比如说广东歌,广东歌的歌词特别之处是文言非文言,有一种奇怪的魅力。

　　记者:你说你的歌词经常被误读,这种误读也来源于香港越来越浅薄的文化氛围吗?

　　林夕:当下的年轻人越来越不喜欢读书。文章字数越来越少,因为文章稍长一点,读者就没有耐心读下去。在香港最畅销的书有3类,心灵鸡汤类、职业增值类、爱情小说类,年轻人看见历史和哲学书就望而生畏。这样一来,很多人会不理解我歌词中隐藏的意思。比如说,《太阳照常升起》的概念来自老子“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创作的时候很辛苦,担心有多少人会明白当中的道理,因为没有多少人会看佛经、道德经。

　　谈作词

　　我写的情歌,就像“糖衣炮弹”

　　在很多人看来,林夕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文人,那些美丽通透、缠绵悱恻的词句定是有着文人的浪漫与纤细的感情才能写出来。但有人却批评林夕的歌词是商业化的产物,恶俗难耐。在商业与文艺的天平上,真实的林夕将如何取舍?也许如林夕所说,他是一只披着狼皮的羊,狼的外表让他在残酷的环境下生存,但在内心深处, 他还是一只慈悲的羊。

　　记者:你说香港是一个极度商业化的社会。这对你的创作是否会带来影响?

　　林夕:香港的审查制度很宽松,香港的创意产业有另一种影响,就是任何想法都要先解决自己的生计。比如说拍艺术电影,没有政府的资金资助,怎么能一边打工一边搞那些奢侈的艺术呢?香港是一个潮流挂帅的地方。最流行的概念就是流不流行,只有两个词,in和out。每一个作者在创作的时候最怕的就是给人家一种过气感,流行的生命很短。

　　很多人问我怎么看待方文山的中国风,问得我已经不耐烦了。在香港这样真的不行啊,我很羡慕方文山可以自由地挥洒他的《菊花台》,《发如雪》。如果我在香港也来这样的中国风,大家会以为我是从八股时代过来的人,我会死得很惨。

　　记者:那你现在已经成为香港最出名的作词人之一,还需要屈服于商业的力量吗?

　　林夕:我就好像扮演一直披着狼皮的羊,我披着看似凶狠的狼皮,就能够在森林里面生存,但是我的内心还是一只纯良的羔羊,希望给这个残酷世界里带来一些慈悲的观念。一般来讲,我一些比较满意的实验性的作品,比如给王菲唱的歌,她不会审查,给她她就唱了。但我还是要负责任,唱片公司玩不起。《寓言》这张专辑,5首歌是王菲自己作曲的,在KTV里面不可能流行的,于是我就自由发挥,于是有了《寓言》5部曲。但是我怕这张专辑就这么完了,所以我就写了《给自己的情书》,一个比较吸引人的标题。我就是用这种方法保持歌手和自己生存的能力。

　　我刚刚尝试这种创意路线的时候,差点跟制作人翻脸,他们说这是自杀行为,你不打算在这个行业混下去了吗?香港的流行文化是不能讲道理的,除非你把这个道理说成特效药。所以我就想到一句老话:事以密成,一些事情要成功需要有一些秘密的东西。我就偷偷把禅宗的一些灵药放进歌词,他们都不知道,有一些我就成功了,有一些我也失败了。

　　记者:您写的大多数是情歌。

　　林夕:要用情歌作为“糖衣”,因为情歌比较容易被接受,在里面再融入政治和哲学。

　　谈文化差异

　　我说的吸收,就像“吸星大法”

　　“夕爷”爱香港,爱粤语,他甚至迷恋粤语的半文半白。但同时,林夕说着一口流利的普通话,对这些“北方方言”的韵脚同样拿手。两种语言,两种不同的文化,林夕在其中穿梭行走,游刃有余。但在他眼中,并不是所有香港人都能做到这一点。

　　记者:像您和梁文道的书在内地这么火,那有没有一些内地作家在香港很受欢迎的?

　　林夕:我是一个对八卦好奇的人,我很奇怪,比如说韩寒,在内地很火,但在香港却很难找到他的书,中华书局才有,中华书局是专门卖内地书籍的,但我也要找很久才能找到。文化来说,电影和明星比较为香港人接受,冯小刚、张艺谋这些大家都知道了,但如果新一点的就还要时间去消化。但总的来说,香港人对内地文化还是有偏见的,需要他又害怕他,需要的是经济上拥抱他才能生存,害怕的是失去香港本土的特色,如果不是为了生活和生存,他们还是宁可活在自己的小世界里。

　　记者:那像于丹、易中天的书也没人看吗?

　　林夕:香港人喜欢的书,是亦舒、张小娴,但销量也在下跌。易中天是讲历史的,看的人还是不多,但于丹是讲心得,就是有收益的,香港人会想,啊,这是有用的,所以还是有人读。读书的风气越来越差,韩寒、余华的书看得很少,王蒙这些就更少,但张爱玲是个例外,她的书销售是长期累积下来的。台湾的情况也不乐观,诚品书店撑得很辛苦,进口欧美书籍也不是什么文学、哲学的,都是讲怎么在职场拼搏、怎么管理一类的。

　　记者:您的词有没有受这些影响?

　　林夕:我写词的时候是没有包袱的。我会吸收台湾和内地两地不同的文化,我会看两地的偶像剧,了解两者的差异。我说的吸收,就像金庸小说里的吸星大法,不管是什么,先吸收过来。当我做到物我两忘的境界后,我就能写出没有隔阂的歌词。(记者 蒲荔子 实习生 莫杨冰 吴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