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初年的宪政实验，国会的建立是一重要设置和象征。但议会及议员的形象一直为后人所诟病。“猪仔议员”的称呼暗寓他们那不堪的情状———被当作货色出卖的可怜虫。

　　事情的最初情形却并非如此。

　　民初同盟会对于中国的现代化，工业化的经济发展———这一迫切的实际专题有相当的考量。但倘若没有一个开放、自由、民主的政体来支撑来作为它的依托，则经济的起飞最终也必然铩羽而归，专制者的滥用权力，必将导致经济的封闭窒息。

　　袁世凯在1912年初接替孙中山先生的临时大总统后，即在外交和国事的措置上对参议院横加掣肘。1912年7月他唆使军警对投反对票的同盟会及统一共和党大肆恐吓。有谓“若再不牺牲党见，将以炸弹从事。”但有血性的议员发言依然相当激烈。同盟会公开为国民党后，成员大增，迷恋政党政治的宋教仁联合其他政治团体，以争取参议院中的多数席位。他们中的很多人，都相当有良知和道义的担当。对袁世凯及内阁阁员的违法犯约玩弄国议会民的种种异动即时提出了弹劾。 1913年在宋教仁遇刺及大借款案发生后，国会议员仍对政府提出四大弹劾案，一些省份的议会也对袁世凯的任用宠佞戕害言论自由提出弹劾，要求其到议会作出解释。多数议员都还是正直无私的。袁世凯对地方大员也大肆行贿，如给李烈钧二百万元为寿并晋勋爵一位，“余思建勋于国家，岂丑类所得诱饵。袁见不能利诱，嫉妒颇甚，欲去余尤急。”(《李烈钧将军自传》)

　　但手握兵权的袁世凯对国会恨之入骨。1913年的六七月间，国会参众两院推出宪法起草委员会委员六十人，其中国民党籍议员占半数以上。也就在同时期，袁世凯在汉口搜查《民国日报》报馆，大规模拘捕党人，遭杀害者就有300余人。

　　杀害、掣肘、制约、恐吓、收买，排挤、换人，袁世凯用种种阴暗手法，为此后国会发展史开了恶例，国会功能渐归于零。1913年夏天，参议院议长张继被迫离开北京转赴上海，就是感到时局已不能用法律挽回。袁氏所控制的议员“始终捣乱，常流会，不足法定人数，不能开会。”(《张继回忆录》)

　　以后的议员，就看当局的出价，受贿舞弊，声名狼藉，全无原则心肝。一次苏俄大使宴会，上来大盘烤乳猪，与会者看着国会议长副议长窃窃私语，暗笑不已。有人向大使咬耳朵，他也忍俊不禁。盖“猪仔议员”已成日常生活典故矣。又一次例会，摄影师照相须用镁光粉，点燃时闪光震耳，颟顸议员以为是爆炸，乃夺路而逃，有人甚至钻到桌子下面，高喊“我选的是袁世凯！”因为这些议员，好多是贿选而来，对国事的态度以是否有利其私欲为标准，其进退取决于袁氏个人，而非国民公论，怎么期望他能对人民负责呢。辜鸿铭参加北京饭店的国际性聚会，就遇到贿选的议员，乃指着这人，操英语说到，“这家伙要用八百大洋买我的选票，诸位，我辜鸿铭如此之卑贱吗？”

　　袁世凯也是一个坚持人民程度不够所以不能实行民主的铁杆专制者，守秕政若瑰宝，视舆论为寇仇。1915年夏，他对美国法学家古德诺谈话，名记者陶菊隐报道，即谓人民程度远逊欧美，应行君主政体云云。(参见陶菊隐《政海逸闻》)这种论调，国人耳熟能详。然而，就算人民程度不够，难道他们倒因此对专制铁幕情有独钟吗？没有民主政治的调理，人民的素质，反而将永远低下。那才是专权者所梦寐以求的。袁氏末年公开实行帝制运动，其身边宵小“请愿”“劝进”，做出种种离奇荒谬的事体，导致全国民众奋起申讨，函电讨伐，纷纷不绝，可见素质低下者不是老百姓，正是利令智昏的专制者。

　　议会是维护法治的重要支柱。议会的作用是制定反映人民价值观和迫切事项的法律，同时确保人民的根本权利受到尊重和促进。袁世凯当政后期，干脆解散国会，造成民国政治史上最黑暗的一页。

　　伍立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