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过接力棒

　　与张叶明会面后，谷超豪马上把雷达研究所已经撤到杭州的消息，汇报给他的上线联系人徐恭慧。

　　与许良英所在的浙大地下党支部有完整的组织形式不同，谷超豪所属的城市工作系统是单线联系，也就是说徐恭慧是谷超豪与党组织的惟一联系人。

　　今年1月中旬，记者在杭州一个普通的居民楼里，拜访了已93岁高龄的徐恭慧先生。“我们接过了南京地下党传来的接力棒。”提起六十年前的往事，徐老记忆犹新。

　　徐恭慧对记者说：“其实，我最初在浙大的联系人并不是谷超豪。”

　　1946年，在杭州一家公司做会计的徐恭慧，有感于国民党当局的腐败，打算到解放区去。可当他把这个想法告诉地下党组织时，党组织却不同意。“他们说，现在不需要白区的同志到解放区去，而需要解放区的同志到白区来。党组织希望我留在杭州进行地下工作。”就这样，徐恭慧成了杭州地下党的一员，他的工作是在浙大发展联系人。

　　徐恭慧告诉记者，当时他弟弟徐恭恕正在浙大读书，利用兄弟关系，他可以经常去浙大，而不被怀疑。谷超豪与徐恭恕正好住在同一个宿舍。

　　提到对谷超豪的第一印象，徐恭慧用了“智慧”二字。给他印象最深的是，一道数学题，弟弟徐恭恕需要做两个小时，而谷超豪只要10分钟就解决了。因为功课好，谷超豪在同学中的威信很高。

　　“他不但功课好，而且非常关心国家民族的命运。”徐恭慧记得，当时一个特别困扰谷超豪的问题是“科学救国，还是革命救国”。这也是困扰许多浙大学子的问题。为此，杭州地下党专门派出理论水平极高的杭州地下党工委委员方晓与谷超豪谈话。徐恭慧记得，那次是他陪谷超豪去与方晓接头的。“我也不认识方晓同志，我们按照约定来到电影院门口，手里拿着报纸。”徐恭慧回忆。谷超豪与方晓联系上后，徐恭慧便离开了。虽然不知道方晓是怎样为谷超豪做的思想工作，但自从那次之后，谷超豪心中一直纠结的问题解开了。“他明白只有建立新中国，科学救国才有可能实现。”此后，谷超豪用自己在同学中的威信，影响了一大批人。

　　1948年，徐恭慧在浙大的主要联系人徐恭恕、赵槐等同学纷纷毕业，只有谷超豪留校做了助教。于是，谷超豪便成为徐恭慧在浙大的惟一联系人。

　　徐恭慧记得，当谷超豪把雷达所抵达杭州的消息汇报给他时，先介绍了雷达在军事上应用的重要性。“那时，雷达是新式武器，普通人听都没听说过。”徐恭慧说。而后，谷超豪说，他认识该所技术员张叶明，张思想进步，倾向我党，可以通过张叶明争取该所。

　　经过研究，他们决定从三方面开展工作，首先，加紧联系张叶明，进一步掌握他的思想动态；其二，研究雷达所人员的政治情况，分清哪些是反动的，哪些人属中间派，哪些是倾向我党的进步分子；第三，进一步摸清该所雷达设备武器的情况。

　　徐恭慧把这一情报汇报给当时杭州地下党负责人柯里。柯里非常重视雷达研究所的事情，要求他们无论如何要阻止该所南逃，并确保设备不被破坏，迎接解放。

　　于是，策反雷达研究所便成为了谷超豪的主要工作。为了不引人注意，谷超豪和张叶明一般都约在校外接头。通过张叶明，他们了解到，所内的技术骨干是大学毕业生，他们大多重视技术，对政治不感兴趣，思想并不反动，在国民党节节败退的形势下，许多人并不愿意追随国民党继续南迁；所长葛正权是一位物理学家，也是有可能争取的；主要反动势力是副所长叶彦世，他长期在军统局主持电讯工作，所内有一批曾在军统局或其他国民党军事单位工作过的电讯人员，但他们人数较少；还有一些技工、学徒、士兵多为谋生而来所工作，也是可以争取的对象。

　　通过分析所内人员，杭州地下党制定了“团结进步分子，争取中间分子，孤立反动分子”的方针。

　　雷达研究所迁到杭州后，已没什么业务可做。利用空闲时间，张叶明与所内的进步分子参加了杭州“科时”和“科协”的活动。那时他们参观了电厂、自来水厂、电信局等一些单位。借鉴其他单位保护物资器材、团结职工的工作后，几位进步青年在所内成立了应变委员会。

　　最后通牒

　　对于雷达研究所这样一个新式武器研究部门，国民党当局自然不会轻易放手。就在所内进步人士积极筹划保护物资、等待解放的工作时，国防部第六厅厅长钱昌祚突然造访杭州。

　　原来，看到雷达研究所撤到杭州后，并没有继续南迁的打算，国防部大为光火。此次派钱昌祚来是下最后通牒的。

　　此时，叶彦世已经辞官不做，回他杭州乡下的老家开碾米厂去了。所内的工作由葛正权一人处理。

　　葛正权与钱昌祚私交不错，虽然雷达研究所受国防部第六厅的直接领导，但无论是军衔还是在知识界的地位，葛正权都不输于钱昌祚。葛正权估计，钱昌祚此来也就是劝劝他，不会有什么实质行动。如果这样，他就给钱摆困难，仍旧采取拖延政策，看形势用不了个把月解放军就能过江。万一钱昌祚态度强硬，大不了辞职不干。他知道，他这个中将所长的任免，也不是钱昌祚做得了主的。

　　果如葛正权所料，钱昌祚来所后，看到雷达所毫无南撤的意思，也无可奈何。他只得以朋友的口吻劝葛正权早点撤退，万一成了共军的俘虏，不杀头也得坐牢。葛正权依计又向钱昌祚摆起了困难，什么器材多，经费少，运输工具搞不到……诸如此类。

　　“没钱”是个老生常谈的话题了，此前葛正权总以此为借口搪塞国防部南撤的催促。但不久前，国防部给雷达研究所拨了3万银元作经费，并指明由宁波银行支付。但兵荒马乱，所里没有一个人愿意冒着危险去取这么一大笔钱。此时，葛正权拿没钱作为理由抵制南迁，他的态度钱昌祚已心知肚明。

　　范复礼记得，钱昌祚在离开雷达研究所时，曾召集全所人员开会。也许是知道这是他作为直接领导的最后一次讲话，气氛有些悲戚。面对无可挽回的局面，钱昌祚留下一句“各自珍重”，便匆匆告别了。

　　对于这场危机，程嘉钧在回忆文章中还有这样一段记述，钱昌祚曾以两万银元为诱饵，让葛正权把雷达运到宁波的军舰上去。张叶明也曾就此事向谷超豪汇报过，党要求他们尽量做好葛正权的安抚工作，如果雷达真的运过钱塘江，必要时可联系浙东游击队，在路上拦截。不过，葛正权显然已经铁了心不随国民党去台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