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法兰克福、布达佩斯、纽约、洛杉矶五地设点海选，27个国家和地区的近千名乐手报名竞争，最终包括32名海归、21名内地高才生、9名外籍乐手在内的60多名高手胜出，国家大剧院管弦乐团两个月时间奇迹般“成军”。这昭示着国家大剧院不仅以华美的建筑闻名天下，将来更要以自己的“声音”震惊中外。

　　4月15日作为国家大剧院歌剧节开幕大戏原创歌剧《西施》，昨天在大剧院小剧场排练。原本是一场例行的排练却吸引了吴祖强、黎信昌、徐沛东、金铁霖、邵恩、胡咏言、谭利华等多位重量级音乐人和大批媒体记者到场，大家都有一个目的——尝鲜。国家大剧院的两件“秘密武器”——国家大剧院管弦乐团和合唱团昨天正式亮相。一发声便不同凡响，在大剧院音乐艺术总监陈佐湟的指挥下，近一个小时的排练获得满堂彩，在巨大的惊喜面前几乎没人相信，这支管弦乐团的平均年龄只有27岁，而且他们从在北京聚齐到发出如此美妙的“动静”只用了一个星期。

　　半年前，大剧院要建立管弦乐团的消息已经在圈内盛传，但谁都知道成立一支交响乐团不是一拍脑门的事情，需要极大的魄力和能力。大剧院陈平院长深知其味，一方面对外保持低调，另一方面调动精兵强将执行这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有二十多年海外经历的圆号演奏家韩晓明全程参与了乐团的组建工作，昨天回想这段辛苦的日子一度哽咽，“开始听到要建乐团的消息我以为是在开玩笑，就算组建也至少需要一年时间，没想到最后的结果是今年2月份我还在和乐手逐个谈合同细节，3月底绝大部分乐手就克服了各种困难到达了北京，4月中旬就要开始演出歌剧《西施》了，两个月的时间成立一个乐队简直是奇迹。”

　　让韩晓明欣慰的是，在奔波于北京、法兰克福、布达佩斯、纽约和洛杉矶五地的全球招募考试过程中，他和所有考官听到了很多好声音。令韩晓明记忆最深刻的是现在小提琴声部的一名乐手，当时在考试时在场外哭了半个小时，原来她的琴弓意外地断了，害怕用不熟悉的琴弓影响发挥迟迟不肯进考场，最后在韩晓明的劝说下使用了备用琴弓，依然演奏得非常好。托马斯·哈格蒂是大剧院管弦乐团的大号演奏员，考试的时候是父母陪他来的，韩晓明记得在儿子进行考试时，两位老人隔着玻璃窗双手合十一直在为他祈祷。

　　在对全球27个国家和地区的近千名报名者进行严格筛选后，大剧院管弦乐团先期招募了60多名乐手，其中32名为海外归来的中国音乐家，21名我国自主培养的优秀人才，还有9名外籍演奏家，其中不乏曾在柏林爱乐、维也纳国家歌剧院、波士顿交响乐团、德累斯顿国立歌剧院、科隆歌剧院等乐团工作的一流艺术家。这支平均年龄只有27岁的乐队音色干净、声部平衡、有活力几乎是所有人的共识，最重要的是国家大剧院不仅拥有美丽的建筑，通过成立自己的乐团和合唱团让这座建筑中的内容更加充实。

　　国家大剧院管弦乐团的一大亮点还包括从招募过程到运作机制都与“国际接轨”，大剧院成立了大剧院管弦乐团有限公司，实行企业管理，国内和国外演奏员“同工同酬”。不过除了机制，更重要的是在艺术上与国际接轨，正如著名指挥家邵恩所说，“不是要把贝多芬、勃拉姆斯演奏得比柏林爱乐乐团还要好，而是花时间和精力繁荣自己的创作，让中国的原创作品走向国际舞台。”

　　外国乐手访谈

　　目前大剧院管弦乐团中有9位外籍演奏家，他们在乐队中格外抢眼，其中比较健谈的单簧管首席布鲁斯·福斯特和大号演奏员托马斯·哈格蒂有许多共同点，他们都来自美国，在加入乐团前都是自由职业演奏家，同时和多个乐团保持合作关系。女友都是中国人，来自山东和台湾。他们都有一个愿望，为一个乐团长期效力，而大剧院管弦乐团让他们看到了足够的诚意和希望。他们已经来到中国一个星期，在大剧院工作人员的帮助下找到了房子，开始了崭新的生活。

　　记者：是什么吸引你参加大剧院乐团的考试？

　　托马斯：一般管弦乐团只有一个大号演奏员，如果进入一个乐团可能一辈子都在这里工作，所以在美国面试机会很少，在欧洲面试一般也让本国的人先考试，然后在面向其他国家的人，但是大剧院乐团一开始就给所有人公平的机会，这是我遇到的第一个没有国籍限制、世界性的面试机会，这些举动也让我明白这不是一个实验性的乐团，是下定决心要想做一个世界一流的管弦乐团。

　　布鲁斯：当时我有三个面试机会，国家大剧院管弦乐团、挪威贝尔根交响乐团和北卡罗来纳交响乐团，同时我又想和女友在一起，于是我问女友选择哪个，她毫不犹豫地说“北京”。

　　记者：知道被录取的时候什么感觉？

　　托马斯：我父亲是一家公司的高层管理人员，得到我考上了乐团的消息，父亲冲着一整层楼的同事喊：“我的儿子要到中国去啦！”他的所有同事都在鼓掌表示祝贺。我是家族中第一个来到亚洲的人，家人对我将在中国生活的事实非常兴奋。

　　布鲁斯：接到录取通知时我正堵车，被堵在中国大使馆门前，望着中国国旗愣神儿的时候，我接到了录取电话，这让我觉得来到中国有些命中注定。回家后，我与女友开了一瓶红酒庆祝。

　　记者：准备来中国工作时遇到了什么困难？

　　托马斯：跟家人分开是个问题，虽然不像是永别，也确实是个很大的改变。另外我有三支大号，现在只运来一个，费用比我的机票还要贵，而且很容易损坏，幸运的是这个完好无损。家人非常支持我，没有父母的帮助我真不知道怎么把它们运过来。

　　布鲁斯：毕竟国度不一样，语言、文化、生活习惯等都需要适应。比如在美国租房都是交一个月的押金，以后每月一交，在中国则是三个月或者半年一交。在来中国前我已经把汽车和家具都卖了。

　　记者：第一次进入大剧院的感觉是什么？

　　托马斯：(瞪大眼睛，张开嘴巴，作出吃惊的表情)……我是最幸运的大号演奏家，能在这么美的建筑里演奏，每天我从北门进来，穿过水下走廊到排练厅都有这种感觉，这么多天都没有消退。

　　布鲁斯：有一个稳定的工作，在美丽的歌剧院和音乐厅演奏，和女朋友在一起，这就是我梦想的生活，我很幸运。

　　记者：与中国乐手合作顺畅吗？

　　布鲁斯：我认为考官在工作中尽职尽责，挑出了非常优秀的乐手，不管是国内的还是海外留学回来的，在这里工作有很大潜力。

　　记者：在中国生活这些天有什么感受？

　　布鲁斯：吃的太棒了！交通不太一样，在美国行人永远是第一位，来中国发现汽车是不太会让行人的。地铁上虽然拥挤，但人们之间还算友善，在美国不是这样，人们在拥挤的地铁里很容易恼怒。

　　托马斯：中文很难，我听说读写都不会，点菜只能看图片，我每天和家里人打电话，告诉他们这边发生的事情。中国工作人员非常友善，还带我去超市买东西，不像工作关系，像朋友。

　　中国乐手自述

　　钱程(首席定音鼓)

　　1984年生于南京，2002年前往奥地利埃森斯塔特的约瑟夫·海顿音乐学院学习，2004年又前往维也纳音乐学院深造，并于2009年毕业。在求学期间他也是维也纳国立青年交响乐团的一员，从2008年起他也参与维也纳国家歌剧院和维也纳爱乐乐团的演出。

　　“我最早学的是小提琴。考上南京小红花艺术团后，改成了打击乐。高中毕业后去了维也纳读书，到现在一共呆了8年。去了维也纳第二年我才第一次回国，那次回国前我还在国外睡了一个月的大街，每天跟流浪一样。当时买完机票的第二天，我的旅行包就被偷了，护照、机票、证明都在包里，补办那些证件需要三个星期的时间。我的房子刚好在那时也到期了，所以只能买了个睡袋，每天去火车站、大街、公园睡觉，“以天为被，以地为床”。

　　最初是被朋友拉去参加大剧院管弦乐队的考试，在接到录取通知的时候挺意外的。我记得是一天早晨七八点，我还睡得迷迷糊糊，然后就接到了韩晓明老师的电话，他说3月25日报到，我才猛地清醒了。虽然我的计划就是学成之后回国发展，但是没想到会这么快、这么突然，因为我2011年才毕业。韩老师给了我48小时考虑，在跟家人以及学校老师、维也纳爱乐的同事商量后，他们一致觉得我应该把握这次机会，我现在是跟学校请了一年的假回来工作。

　　刚到大剧院的时候，在乐器方面遇到了一些麻烦，但好在大剧院及时地解决了。定音鼓分为德奥跟美式两种。中国多使用美式，所以剧院准备的也是美式乐器。但乐团的定音鼓一般是根据演奏员的演奏流派而定，所以在我提出这个问题之后，剧院立刻就定购了一套德奥定音鼓。

　　庄然(中提琴声部演奏员)

　　中央音乐学院毕业后又到著名的美国科本音乐学院深造，并拿到了艺术家文凭。虽然年纪轻轻，却已经和诸多指挥大师和著名管弦乐团合作过，像迪图瓦、艾森巴赫、穆蒂、捷杰耶夫、小泽征尔等，已经是“久经沙场”的老手了。

　　“经历过很多场合，确实感觉国家大剧院是世界一流的。来到这里之后，觉得整个团队非常有凝聚力，天天在一起磨合，从指挥到每个团员之间都成为了很好的朋友。大号演奏员托马斯为了方便排练在附近租了一处房子，和我住得不远，有时会跑来向我求助如何使用国产的洗衣机和燃气，我也会义不容辞地去解他的燃眉之急。他现在每天都在学习中文，没事儿就看中文书。”

　　本报记者 罗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