课堂猥亵不报警，都是“谅解”惹的祸

　　北京怀柔某小学音乐教师李某在课堂上先后猥亵6名女生，后赔偿受害人共计45万元企图私了，在村民匿名报警后被捕。怀柔区教委负责人称，教委未报警是因为受害者家长不希望通过司法手段解决。(《新京报》2月23日)

　　虽然无良教师在村民匿名报警后被捕，即将受到法律应有的惩罚，但当地村民还在不停地追问：一是李某2008年在中学任教时已有“前科”，教委为何没将其调离教师岗位，而是调往学生自我保护能力更弱的小学？二是学校和教委得知李某再次在课堂上公然猥亵6名学生，为何不报警而同意“私了”，难道仅仅因为学生家长的“不希望”吗？探讨其深层原因，有助于避免此类事件再次发生。

　　在我看来，受害者家长、学校和教委尽管在“不报警”上“达成一致”，但背后的考量却不尽相同。除了各自的主观动机外，也有一些现实做法和司法实践方面的缺陷，损害受害方寻求司法解决的积极性。

　　家长重点关注女孩未来的名声，担心通过司法手段解决会使丑闻公之于众，对孩子造成二次伤害甚至是永久的伤害。父母的这种想法和担忧应该理解，但忍辱私了其实并非对孩子最有效的保护，反而会纵容违法犯罪分子继续作恶。李某日益猖狂，多半是因为2008年那次“私了”埋下的祸根。

　　受害学生家长的“不报警”恰恰满足了学校和教委“维护学校声誉”和“辖下不出事”的愿望，学生家长、学校和教委在这点上“殊途同归”。学校和教委“尊重”受害学生家长意愿，同意“不希望通过司法手段解决”的想法，也不排除他们的法律意识淡薄，未能充分意识到李某课堂猥亵女生行为的恶劣性和问题的严重性，以为在法律上可能算不上“大事”，在受害方同意的基础上完全可以用钱来“化干戈为玉帛”，符合“和谐”、“稳定”要求。殊不知，李某在课堂上公然猥亵多名女生的行为，已构成猥亵儿童罪且应从重处罚，早已不属于“私了”范围。

　　我国法律规定刑事案件无精神损害赔偿，也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部分刑案尤其是妇女受性侵害案件的“赔偿私了”，即使犯罪人受到严厉制裁，却会因为司法程序而使受害人受到二次伤害。从某种意义上讲，目前的刑事追责程序对受害人来说是“得不偿失”，因而部分案件的受害人倾向于“收钱私了”。(李克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