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年见义勇为救落水者溺亡 家长被指监护不力(2)

　　现场模拟实验鉴定

　　根据浙江有关规定，见义勇为由发生地的县级公安机关确认，但起初俞信红夫妇并不了解。

　　去年9月初，几位目击者出具证明后，俞信红拨打了当地政府热线反映。后诸暨市公安局政治处民警联系她带其回看现场，并去学校了解情况，此后却没有就进展和详情进行动态回复。

　　迟至2011年10月下旬，俞信红接到浣东派出所电话，让其前来填写申请表。后来，警方对外声称，“郭俞杰家人是在事发后一个月才提出申请。”

　　在经历了负责民警的变更后，目前是由诸暨市公安局政治处民警周颖处置此事，她认为公安机关一直在按照程序进行调查、分析、确认。在最后对本报记者的书面回复中，警方称：“鉴于此事件涉及未成年人以及离事件发生有一段时间……诸暨市公安局有关部门专门成立调查组对此事进行认真调查，调查组采取到现场勘查分析、当事人模拟实验分析等方式，先后5次调查取证。”

　　在事发后8个月，接到“申请”的5个月内，警方询问了哪些目击者？为何需要如此长的调查时间？警方未回复本报。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最美司机”吴斌在事发后一周内，就已经得到确认并被追认为烈士。

　　“就因为我们没有媒体宣传过？没有单位出面？”俞信红夫妇也在思量警方某些办理细节是否妥当。

　　“填写申请表时，我们给派出所民警看目击孩子以及家长写的证明，民警说这是私下弄的，并不承认。让我们回村叫孩子和家长到派出所，重新做证明签字。”俞信红说，丈夫郭峰去找小书和小峰的家长，对方则要求先签订一份“免责保证书”，要求不再追究小峰、小书、小颖三家的任何责任。

　　对此，记者在大金村找过当事人，小峰的奶奶只是跟记者说：“这件事不是早就过去了吗”。

　　“为什么让我们去叫目击的孩子和家长，这项工作是不是应该警方做？这样一来，我们的关系非常紧张。”俞信红如今回想顿觉不妥。

　　至记者发稿时，诸暨警方未向外说明5次调查的相关时间和内容。记者从各方搜集的信息看，除了事发次日的调查外，今年2月16日，周颖与派出所民警曾在浣东小学询问过小书和小峰，当时浣东小学一名副校长同时在场。

　　记者查询发现，根据浙江省有关规定，对于见义勇为的公安机关确认所需时间，的确没有限制性规定。

　　官方13000元的慰问金

　　在警方一直未曾公布细节的几个月里，关于郭俞杰的身后事传言四起。

　　至今，当时掉进池塘深水区的小颖家人仍未到过郭家。村委会与郭家的关系变得极其糟糕，21万元的过错责任民事赔偿款一再起波折，俞信红甚至去过省有关部门诉求，今年3月12日几乎晕倒在街头。而这笔款项从村里征地款中划拨，让个别村民觉得利益受损。

　　有人猜测“俞信红是靠上访争取的见义勇为。”还有的说是“尽量”给的见义勇为。另有人称，当时做过证明的小峰家人拿了郭家好处费。

　　诸暨市公安局民警周颖对此觉得好笑，反问“什么是尽量？我们没有受到任何压力。”

　　事发现场警方一直未曾对外还原过，直到今年7月4日，绍兴市见义勇为基金会前来核查，俞信红在浣东派出所才第一次看见当时几个孩子的询问笔录。

　　由于所站位置的因素，在溺水者和现场其他孩子里，小峰实际上是当时唯一看到了事发经过的孩子，他在接受警方询问时说：“小郭一直蹲着在那里玩，小颖掉下了水，是小郭先看见的，然后叫我们。我看到小郭伸手想去拉小颖，可他掉了下去，我和小书想去救他们，可我们也不会游泳。小书先去岸边找了根木棒，我们把离得更近的小颖先拉了上来。再把木棒给小郭时，已经够不到小郭了。”如今看来，小峰与小书实际也是救人者。

　　这成为确定郭俞杰见义勇为行为的最关键证词。只是，俞信红觉得这样的证词公布有些晚。周颖并未答应记者查看笔录的要求，“你们可以通过法律途径予以申请。”

　　时至今日，大金村里的一位老者仍然对郭俞杰感到惋惜，觉得这个得过全国中小学生绘画二等奖、小提琴专业三级的孩子平素老实、实在。郭家的房子是全村最差的，俞信红还记得儿子说要给她盖大房子……

　　3月15日，诸暨市公安局将见义勇为确认通知书送到了俞信红手中，并送去1万元慰问金，浣东街道办送去3000元慰问金。对郭俞杰，当地未曾进行典型宣传，5月份民政部门回复其不够烈士标准，只能申请因公牺牲。

　　相较而言，7月10日，腾讯筑德基金赠予家属的10万元让家属颇觉慰藉。筑法基金微博中释言：捐赠，只是试图有所抚慰。不想再见少年挺身而出，但盼望：人人都在力所能及时，协力向善。

　　对于公安官方微博上着重提及的：“其已经由村支付民事赔偿款21.8万元。”俞信红说：“这是过错责任的民事赔偿，与见义勇为混为一谈并不合适。”

　　拿到见义勇为确认证书后的俞信红，如今又再次上诉，“孩子救人身亡，不能判我们担七成过错责任。”(注：当事人小书、小峰、小颖均为化名) (记者 孙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