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者称国考热体现转型期社会问题 分配制度不公平(2)

　　三十年河东

　　三十年河西

　　“总有一天，公务员没有了特权，社会建立的监督机制真正发挥作用，可能很多人就不再追逐国考了。”说这话的房富民1998年大学专科毕业后，从销售组装电脑开始创办了现在的太阳能企业。

　　那时候，机关企事业单位的招聘方式，还大多停留在请高校校方推荐的阶段。尽管此时的国考已经进行了4年，但始终处于不冷不热的状况。

　　1994年，国家计委等29个部门进行首次中央国家行政机关公务员招考，但应者寥寥。官方数据显示，自1994年到2000年，国考报名人数累计只有4万多。在那个年代，另一股潮流在社会上占据了主导：“下海”。

　　那是受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激励的一代人。大批体制内的官员、学者及学成归来的海外留学人员，纷纷投身市场大潮。

　　那段历史也被人们普遍视为创业精神和企业家精神崛起的重要时期而备加怀念。

　　在自己的第一本著述里，“92派”代表人物万通董事长冯仑形容当年的情形为“野蛮生长”：在政策给予的宽阔市场中，他们迅速成为现代企业制度的创新者和实践者，并以自身的努力拓展着体制外的吸引力。

　　“这是中国社会很大的进步，机会多了、选择多了、成就多了。”观察者在总结改革开放30年的经验和成就时发现，改革开放的成功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它成功地激活了存在于中国人心底的商业意识和创业热情。

　　20年后，当冯仑在北京亮马河饭店发表演讲时，他的新感慨已然成为“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在宏观经济调整的剧烈影响下，企业没办法专心致力于市场博弈，而不得不更多地困惑于体制内耗。”

　　这也是经济学家吴敬琏的担忧。同样是在一次演讲中，他公开强调，2004年经济过热发生以后，一些党政机关以宏观调控之名，对市场交易和企业经营进行微观干预，行政审批权力大大强化。

　　被不断抬高的创业成本

　　冯仑们仍然是幸运的，虽然政策的变迁让他们的未来多有挑战，但过去20年的快速成长已足以让他们跻身“成功者”的行列。

　　“90后”的孙林显然没有这么幸运。这位2012年毕业于山东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社会工作学院的大学生，刚刚踌躇满志地开了一家酒店，就不得不面对道路改造工程的不期而至，为惨淡的营业状况而愁眉苦脸。

　　在同届毕业的数百名同学中，孙林是自主创业的唯一一个，同学们对他的勇气都很佩服，但资金、政策、信息不对称等因素带来的真实甘苦，恐怕也只有孙林一人知晓。

　　数字分析显示，近年来大学毕业生就业的基本流向：考取各级公务员进入党政机关的占1%；考入事业单位的占10%；进国有企业的占7%；考研和出国留学的占10%；自主创业的则不到1%。

　　“这种态势不是哪一级部门，哪一个文件指引的，而是经济社会运行规律的反映。”中科院2012社会蓝皮书中提到，相对于冯仑们20年前相遇的“野蛮生长”空间，新一代创业者面对的是更激烈的竞争与博弈。

　　济南大学的2005届毕业生王博(化名)一度想与朋友开一家网吧，真正着手投入后才体会到知易行难。由于网吧安全等问题的被重视，单体网吧的审批已经暂停，这也就意味着他们只能到二级市场上寻求兑照变更。

　　单体网吧的证件却早已物以稀为贵，在二级市场上炒出了数十万元的“天价”。与此同时，当年租几间房子买几十台电脑就可以开张的低门槛时代早已成为往事，主管部门要求，营业面积不能小于250平方米，电脑不少于100台。这又意味着至少50万的资金投入。

　　不仅如此。“即便是营业场所、申请材料全部合格，要想拿到文化、消防、公安、工商、税务等部门的许可证，最快也要三四个月的时间。”高达百万元的预算和复杂的审批过程让王博和他的朋友们望而却步。

　　中国社会科学院企业制度研究室主任罗仲伟调研发现，“很多部门之间缺少整体考虑，总是围绕自己的利益制定游戏规则，这无形中会加大创业成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