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收入高负荷 打工子弟校老师六成假期打零工养家

　　打工子弟校老师六成假期打零工养家

　　北京部分打工子弟学校老师面临生活重负，低收入高负荷没保障，有的老师白天课堂教书，晚上超市打工

　　12月9日，“新公民园丁奖”即将颁奖，此活动由民间公益机构“新公民计划”、清华大学人文社会发展学院企业责任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和新京报联合主办，面向全国打工子弟学校教师，这是唯一一个全国性的面向打工子弟学校教师的评奖活动。

　　“新公民计划”和新京报在调查中发现，打工子弟学校教师存在低薪、没有福利待遇、超负荷工作、社会认可度低、缺乏专业能力提升机会等问题。

　　在北京，2012年在社管所备案的打工子弟学校有157所，根据师生1：25的比例计算，4000多打工子弟教师仍坚守在老师岗位上。

　　据“新公民计划”今年9月发布的调查数据显示，北京168名受访打工子弟学校教师中，76.8%没有社会保险；平均周课时数达24.55节，远高于公办校教师每周课时16.03节，而月均工资仅1871.6元，远低于2011年度北京市城镇单位在岗职工月平均工资4672元。

　　作为打工子弟心目中“最亲近”、“最尊敬”的老师，他们在艰苦的教学环境中为孩子们默默坚守付出，却一直以来没有走进公众的视线。本报希望通过系列专题报道，唤起社会对这群老师的关注，帮助他们有尊严地生存。

　　课堂“巧妇”

　　用废品搭起学生图书角

　　范艳彬一踏进教室，吵闹的班级会立刻安静下来，30多个孩子齐刷刷掏出课本。

　　每天早上7点40分，金海河小学四年级1班的晨读准时开始。作为班主任，范艳彬一天的教学工作，也从那一刻开始。

　　20多平米的教室里，高低不一的桌椅挤得满满当当，没有讲台讲桌，黑板离第一排座位只有1米远，“师生上课，近距离互动，老师脸上几颗痣，他们都能看得见。”这名40岁的语文老师，用幽默掩饰教室的狭小。

　　和其他打工子弟学校一样，范艳彬就职的金海河小学也是“隐藏”于海淀的城中村，北五环外的一处城乡接合部，顶在一条不知名的小路尽头。

　　招牌早被春天的大风吹落，但小路两边的早点铺、卖菜摊摊主对学校的具体位置“门清”，他们的孩子很多都在那里上学。

　　二层高的矮楼里，一层挤着6个年级的教室，二层是村里外来务工人员的出租房。这里曾是一家公司的办公楼。

　　在这所打工子弟学校，范艳彬已教书4年，每周近30节课。教语文让他感到些许轻松，“至少不用准备教具。”

　　前几年当数学老师，为让孩子们比较圆锥、圆柱的体积，范艳彬连夜利用废旧月饼盒赶制了两个等高、等直径的模型。第二天课上，他让孩子们往里装沙子，看哪个装得多。

　　一年前，范艳彬曾为孩子们作文里贫瘠的词汇发愁，“形容天空都是‘蓝蓝的’，全班的父母几乎都是‘慈祥的’。”

　　他跑到废品收购站，翻出一块三合板，两根废旧桌子腿儿，又拔了一个拖把棍儿，倚着教室墙角的暖气片，搭起一个图书角。

　　最初摆在上面的书，是范艳彬从废品收购站挑拣出来的，一公斤1块5毛钱。

　　“无米”似乎总是困不住范艳彬这名巧妇，上课，他总用“最容易吸收”的方法，来克服练习册的缺乏。

　　11月16日的语文课上，范艳彬讲古诗，诗里的7个生字，他让学生自己编字谜，“君——有羊是群，”孩子们的成果让黑板前的范艳彬不停微笑。

　　调查数据：北京168位受访打工子弟学校老师中,80.3%的老师在工作中因缺乏教具而难以展开教学。

　　讲台之外

　　晚上超市当起“打工仔”

　　教学上的“漏”，范艳彬绞尽脑汁用生活中的“巧”去补，但生活里的“缺”如果光指着教书，往往让他力不从心。

　　即便不出这个城中村，他每月1600元的工资也难以支撑范艳彬一家三口在北京的生活，500元房租占去他工资的1/3，为贴补家用，妻子去北大校门口卖纪念品，18岁的女儿也在超市打工贴补家用。

　　一个月前，范艳彬发现学校附近一家大型超市招人，每月1500元工资。于是，每天晚上6点，超市的食品区，范艳彬有了另一个身份——方便面理货员。

　　站在高架梯上，范艳彬把一箱箱方便面取下来，哪个品牌的缺货，范艳彬就掏出几袋补上，这份工，他得打到晚上10点。

　　11月16日下午5点，范艳彬看着孩子们全部放学回家，匆匆跑回学校附近的家里，划拉了几口女儿做好的饭。不到6点，范艳彬赶去超市。

　　那天，他下了扶梯一转弯，两个男孩朝范艳彬招手，“范老师！”面对学生打招呼，范艳彬轻轻点了点头，然后快速往超市走去。

　　“多少有点不好意思。”白天是老师，晚上当打工仔，起初，范艳彬说他心里有落差，“现在习惯了，一样是靠劳动挣钱，没啥丢人。”

　　除了每周一晚上，不用去超市，其余时间，他都要全身心地完成这两份工作，一份用来实现他“灵魂工程师”的职业价值，另一份是一个男人养家的责任。

　　有人问范艳彬，为啥不换个工作，“离不开孩子”是范艳彬能想到的唯一答案。

　　和范艳彬不同，万超(化名)不得不为女儿1000多元的学费离开教师行业，他和妻子黄文革来北京前，都在河南老家当老师。

　　2002年刚来北京，一听说打工子弟学校工资只有700元/月，万超转身走了，“一个大老爷们，我去挣那700块钱，还不够交我闺女的学费呢。”如今，万超在中关村一家公司当库房管理，而妻子黄文革成了大兴明圆打工子弟学校的语文老师。

　　从七八百元的工资干起，黄文革换过学校，却始终没离开过讲台，如今工资能拿两三千元。

　　在明圆学校，由于带的是60多人的大班，她的工资算高的。但一家三口仍然只能挤在10来平米出租屋里，房租500元/月。她和丈夫攒下的钱，还要供读大学的女儿和在明圆学校读小学五年级的儿子。

　　调查数据：寒暑假期间,受访的打工子弟学校老师中，仅37.5%的老师能拿到平均516元的补贴，剩余62.5%的老师无任何假期补贴，需另找短期工作支持基本生活开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