兴奋期会很快过去

　　记:最近很多媒体都报道了罗锐邦等人的成就,社会关注度也很大。您觉得社会的关注对华大来说是好事吗?是否会打扰学生的科研活动?

　　杨:我看好它对华大的积极影响,另外,这可能还会唤醒人们对已有教育的思考。其实,华大领导层也一直在深入思考这种培养模式,也在思考“钱学森之问”———“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我们想在这方面做一些有益的尝试。

　　华大自身是需要人才的,人才主要靠教育和培养,引进只是辅助手段,我们宁可先做,不争议,培养需要的人才。如果创新班的模式能对中国教育有一些积极的推动,这是非常好的事。

　　媒体的关注对学生目前的工作可能会有点影响,但不会太大,还是该干什么干什么。华大现在是热闹一点,但热闹一过,大家马上进入下一个项目,并不会有很长的兴奋期。

　　-深圳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副所长张祥云:

　　要善于发现“钱学森”,科学指导其成长

　　“一个钱学森抵得过5个师”

　　教育界和社会各界对我们现有的教育体系的反思其实一直都在进行,“钱学森之问”留给人们的思考和热议就是一个明证。其实,不只是大学阶段,从中学阶段开始就应该有所调整了。

　　对教育的反思不能总停留在议论阶段

　　记者(以下简称“记”):在《自然》和《科学》上发表论文对不少教授、博士而言,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为何华南理工大学的几个在校生在参加与深圳华大基因研究院合作的创新班后,竟然能够这么快做到?

　　张祥云(以下简称“张”):科学研究需要努力和勤奋,但是也需要天赋和机遇,所以我们不能光是质问为什么这么多教授、学者都没能够在《自然》等杂志上发表论文,而偏偏几个学生就做到了。

　　我们要关注其背后更深层次的原因:一个是我们的教育体制,如果我们能够形成一个提倡“创新教育”和“创业教育”人才培养体系,能够创造一个有利于大学生成长,有利于他们形成创造性思维的环境,将来出现再多的在《自然》等杂志上发表论文的学生都不足为怪了。

　　第二,在科学研究领域,“英雄出少年”其实并不少见。有科学研究发现,一个人创造力最为旺盛的年龄段是在20岁—30岁之间。日本一项统计表明,在自然科学领域,创造力的顶峰出现在37岁左右,科学发展史上一些比较重大的科研成果都出于研究者37岁之前,20多岁就开始出现并形成。但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不一样,创造力最为旺盛的是在55岁左右。因此,我们在人才的培养上,应该注意到这一点,区别对待。

　　记:罗锐邦等人的成功,对我们的研究和人才培养模式可以提供什么样的反思?

　　张:教育界和社会各界对我们现有的教育体系的反思其实一直都在进行,“钱学森之问”留给人们的思考和热议就是一个明证。

　　其实,不只是大学阶段,从中学阶段开始就应该有所调整了。华南理工大学和华大的成功给我们传达这样一些信息:一是我们对待教育的反思不能够总是一直停留在一个议论的阶段,应该付诸实践,进行一些创新性的探索。华南理工大学想到了,也坚持着力去做了,才终于有所收获；二是在高等教育普及的过程中,大学更应该重视一些精英类人才的培养,为一些相对突出、天才型的学生制定特殊课程和培养计划。

　　“一个钱学森抵得过5个师”,我们应该善于发现“钱学森”,并为其成长提供更为科学的指导。

　　高校应主动与企业、社会开展互动

　　记:在人才培养上,华南理工大学与华大基因研究院采取的是联合成立“创新班”模式,让学生能够在学校和科研机构进行参与实践与研发。您觉得这样一种人才培养模式有何特殊之处?

　　张:高校和企业、高校和科研机构联合培养人才的模式很久以前就出现了,这其实也是全世界高等教育发展的一种潮流:从传统的大学教育走向创新型教育和创业型教育,打造创新型和创业型大学。华工与华大的成功并不是一个偶然,只是他们找对了路子,并且能够坚持下来。

　　记:深圳的大学科研和北京、上海等地相比处于劣势,在创新性和创业型人才的培养上如何保持自己的竞争力呢?

　　张:创新和创业是紧密结合的,没有创新成果,创业也是无源之水。2007年的一份调查显示,美国大学生毕业后自主创业的比例达20%—30%,而我们国家当年毕业的400多万大学生中,选择创业的仅占0.26%。而来自2005年的一份统计也显示,在我国现有的创业者中,高中和高中学历以下的创业者人数是大学以上毕业生人数的23倍多,这说明我们的创业是属于生存性创业,技术含量并不高,这对我们的高校教育也是一个不小的触动和启发。

　　深圳在创新领域以4个90%为人称道,即90%以上研发机构设立在企业、90%以上研发人员集中在企业、90%以上研发资金来源于企业、90%以上职务发明专利出自于企业。这是深圳的特色,但其实也是深圳高校创新后劲不足的一个表征。

　　深圳的企业创新成果是有目共睹的,但高校的创新仍有待提升,我们的大学一直没有成为一个充分的开放型机构,让学校的研究能够和企业的科研机构更为紧密地结合起来,让华为、中兴的科研团队,让各大金融机构的投资人才成为大学的“智库”。在这过程中,高校应该更为主动与企业、社会开展互动,只有这样,高校教育发展和城市创新才能够保持永久的活力。

　　南方日报记者马芳叶明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