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日，部分全国人大代表分别视察了广东省和广州市的住房保障情况。广州市国土房管局局长谢晓丹向人大代表汇报时表示，广州住房货币补贴标准不能满足干部职工需要，下一步将公务员住房货币补贴提至月工资的18%。“再加上12%的公积金，基本可买得起房了”。对于方案何时出台、是否进行听证，谢晓丹并未透露。( 12月17日 《新快报》)

　　我们只需浏览一下17日这天各大网站的网友跟帖，便知道他们的心情很糟糕。原本受每况愈下的经济状况的挤兑，却读到广州公务员房贴上升的新闻，这不能不让网友郁郁寡欢。显然，在对待这次波及全球的经济寒潮的应对策略上，我们的一些公仆显得缺乏远识。或许是囿于平时的既定思维，或许是出于一种对利益的本能呵护，掌控着公共税款者却首先将注意力从大多数正处经济困境的中小企业职工身上转移到自身。

　　经济寒潮让不少非垄断资源企业经济指标明显下滑，让企业被迫面对大幅裁员与降薪难题。别遑论企业职工能获得一笔不菲的房贴去与高房价抗争，就是能保住正日渐干瘪的工资袋，每月能按时足额拿到薪水，都逐渐成为一种奢望，也是他们闷在胸口上的一份担心；而公务员却还有底气和理由言说加薪与涨津贴、房贴。显然，一些公仆这种对待民生困难的认识是单向的。

　　和舟共济渡过经济难关，不仅要百姓去渡，公仆更应带头去渡，并且应该渡在前头。我们来看国门之外的公仆是如何激励国民共渡难关的，新加坡计划在2009年将政府官员的薪酬降低19%，其总理降薪50万美元；而韩国总统李明博拟“裸捐”来带动官员关心低收入者，他15日称，将把300亿私产捐给困难人群,而将自己变成 “杨白劳”。

　　这样说，并非要公务员也学李明博的“杨白劳精神”，那是不现实的，毕竟我国的大多数基层特别是中西部偏远山乡的基层干部，他们的收入不高。但仅需横向比较，我们便能得出公务员的收入水平比大多数百姓高的结论。在医疗、住房、退休等福利保障方面，公务员具有一定的优势。这勿需论证，仅从一年年以几何数字上升的“公考”人数便可窥就里。为此，笔者建议广州给公务员提高房贴之举宜缓行。(黎学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