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声明：刊用《中国新闻周刊》稿件务经书面授权)

　　在这片高原，千年以来的自然经济，半世纪以来的计划经济，以及新引入的市场经济，混合为一体。但它既不可能由于自然环境特殊而停留在农耕社会，也不可能因为享有地区优惠而成为市场经济大海中的孤岛。铁路能否成为脱离孤岛的摆渡之舟？

　　一位经济学者写道，西藏经济的特殊之处，在于自然经济、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的奇特混合。

　　在广袤的农牧区，自然经济仍然占据了最为广阔的地域；而在城市及经济骨架中，计划经济仍然是决定性的力量。

　　相形之下，市场的种子，在这片高原上仍然是最为稚弱的。90年代由内地来藏的一位西藏发改委官员观察，市场经济的因子真正进入这里，应该自1994年第三次西藏工作会议始。

　　中国社科院学者朱玲说，西藏经济作为整个中国经济的一个组成部分，既不可能由于自然环境特殊而停留在传统社会，也不可能因为享有地区优惠而成为市场经济大海中的孤岛。

　　而青藏铁路，是否能够部分充当起西藏从计划到市场的催化剂？

　　计划的力量

　　当地计划色彩之浓厚，西藏发改委一位官员向记者举例说，直到今年，大专生分配制度才将在这里取消，明年将取消本科生及研究生的分配。这已比内地晚了十余年。

　　这位官员说，这也是为市场所逼的结果。过去虑及西藏人才奇缺，西藏生源大学生全由国家包分配，他们中的90%以上回到了西藏，一则是因为如果出藏找工作，必须持有“内分证明”，否则用人单位不能录取，二则是如果回到西藏，几乎百分百能进入“吃财政饭”的单位。

　　而转变来自于近年来越来越多的毕业生带来越来越大的分配压力，“实在摁不下去了”——统计显示，每年大约新增5000名高校毕业生需要工作机会。

　　这只是西藏获得的特殊政策的一种。50多年来，中央免除了西藏绝大部分的赋税，并且支撑着西藏的财政。从1965年到2005年40年间，中央对西藏地方的财政投资累计达到968.72亿元。中国社科院的一份报告显示，自1993年始，中央的财政转移支付占西藏地方财政收入的90%以上。

　　由于中央资金的数量和运用对经济具有支配性影响，因此在实际上，政府是经济走向和财富分配的决定性力量。这在21世纪的中国，无疑是独一无二的。

　　西藏自治区发改委一位官员提醒记者注意西藏的经济周期。“一般的规律，是开一次会，给一笔钱，上一批项目，就是一个周期”。

　　他说的“会”，是指20多年来的四次西藏工作会议，分别于1980年、1984年、1994年和2001年召开。每一次会议，都决定了一个时期西藏发展的阶段性大计。同时，还决定了援藏项目的大盘子。

　　学者们观察到，每一次会议之后都是西藏经济的一次加速期，而后期则增速减缓。因此，西藏发改委一位官员说，“这些会议召开的时间并没有固定的期限，因此不可避免地带来西藏经济的波动。”

　　不过，这些波动在近年来有所减缓，这得益于一些有效的政策得以持续。发改委一位官员透露，去年自治区曾试图建议召开第五次西藏工作会议，迄今得到的回复是，现在的政策将延续下去，不用单开会了。

　　这种经济模式，被称为“输血经济”或“项目经济”。经济学者普遍承认，中央的输血和地方对口支援是西藏经济能够在全国不致掉队太远，并且在近年获得西部第一增速的关键。这“只有社会主义国家才能办到”。西藏社科院经济发展研究所所长王太福说，这种模式在世界上也是独一无二的。

　　这种模式显然不能单算“经济账”，正如青藏铁路一样。中国人民大学区域经济研究所张可云的一项课题研究表明，到2010年，青藏铁路将引来一个转折点，获得“国民经济利润”768万元。但他对本刊强调，这并不是青藏铁路项目本身的效益，对于后者，这位教授的测算并没有给出可期的盈利时间表。

　　这是一条“不能只算经济账”的铁路，更是一条“战略铁路”和“政治铁路”——中国社科院的一份报告转引前总理朱基的话说：“这就叫政治铁路，不然西北永远发展不起来。”

　　不过，王太福说，国家支援也一定程度助长了当地官员的“等靠要”思想，也使西藏经济管理模式具有极为浓厚的计划色彩。这种长期依赖，也削弱了西藏经济应有的一定自立性。

　　下一步，应从“输血”过渡到“造血”，王太福说。而青藏铁路在某种意义上说，肩负着加速“造血”的部分冀望。

　　援助的分配之道

　　然而，长期的“输血经济”还造成了另外的副作用，其中一项就是学者们普遍认为的：援藏资金在产生了巨大社会效益的同时，花钱的方向和方式存在着“重城镇轻农村，重社会项目轻生产项目”的偏重。

　　曾先后在珠峰脚下的定日县和西藏发改委工作的索那塔杰认为，由于援建项目大部分集中于中心城市，致使城乡差距迅速拉大，而这种拉大成为下一步西藏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障碍。

　　其中这种偏重较为明显的是各地对口援藏项目，这项始于1995年的计划，迄今已覆盖了西藏全部73个县和一个特别区，每一个地区都有三至四个内地单位的对口支援。

　　按照中央民族大学管理学院常务副院长李曦辉引用的数据，中央援藏计划之外的各省市援藏项目129个，近60%的资金用于非生产性项目，40%用于生产性项目。

　　索那塔杰认为，形象工程——例如县城所在地新建办公大楼和沿街商品房——立竿见影，较易于体现政绩和援藏成果，更容易激起援藏干部的热情，而对于更基层、直接关乎农牧民生产活的乡村一级的基础设施相对有所忽视。

　　索那塔杰通过对1995年至2001年的部分对口援藏项目观察到，在上海、山东、广东等地的援建项目中，主要项目多是广场、大厦、体育场、文化中心和大道等，多数均冠以援建省市之名。

　　2006年3月，一尊高达12.26米(含基座)、像高7.1米的毛泽东花岗岩雕像被安放在贡嘎县耗资650万元新建的“长沙广场”上。这座全国最大的毛泽东像是由两辆警用开道车和一辆大型平板车用时近10天从湖南运送至此的。

　　贡嘎县的官员说，毛泽东雕像是他们主动向长沙方面要求赠送的。但此事在网上仍然引起了关于“形象工程”的质疑。

　　而在山南的新区，由湖南省政府刚建好的“湘雅广场”漂亮宽敞，但却行人稀少。拉三轮车的师傅林强抱怨，自工程从去年完工，这里的人就少了一半，他的营业额也减少了1/3。

　　学者将这种因政府的援藏产生的项目经济称为“现代化的强行嵌入”。

　　现代化的强行嵌入给西藏带来了公路、机场、银行、广播、通讯网络和现代医院……但是由项目经济而聚集起来的短期市场机会，通常由嗅觉灵敏的内地人所分享，工程一结束，城市便显得凋敝。要让这些项目的利益能有效、持续地让当地人分享，于决策官员是更为紧要的课题。

　　由于地方援藏模式主要为“分片负责、对口支援、定期轮换”，三年就要换一批援藏干部，而项目选择上援助方有相当的主导性，“通常援藏干部——一般在受援地区担任领导干部——的意见，受援方很难改变，毕竟钱是人家出的。”王太福说。因此，援藏官员们更“注重短平快的形象工程和标志性建筑，而对一些更基层、较难解决的问题有所忽视”，索那塔杰写道。

　　中央显然已注意到这一偏向，数年前胡锦涛特地做出批示：“援藏项目应突出农牧区生产生活条件，改善农牧民生活这个重点。”索那塔杰注意到，此后的投向的确有所调整。

　　经常受邀参与投资项目论证的王太福，将项目经济存在的问题归因于资金运用和决策程序的计划色彩浓厚。“钱来得容易，怎么花就有一些随意性，严格的科学论证较为缺乏。”

　　自治区的一位官员说，计划经济的血液仍残留于西藏的经济肌体，尤其残留于官员的头脑中。

　　王太福曾经建言，从可期的将来，西藏不可能脱离中央的财政支持，但可以“投入计划性，操作市场化”。他寄望于青藏铁路带来的市场经济新鲜血液注入西藏的肌体。

　　从50年代的青藏公路、60年代的空中航路，70年代的输油管道，每一次交通方式的变革，都意味着西藏人的生活方式和生产方式的一次变革。因此，人们有理由寄望，更多的市场因子随着青藏铁路来到高原，带来更为深刻和长远的变革。

　　(来源：《中国新闻周刊》；唐建光 陈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