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中国加入W T O之后，中国在金融领域的开放程度非常明显。这种开放是不对等、不均衡的。比如说2006年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出台规定：为了实现银行经营的市场化，商业银行改革必须引进海外战略投资者。当时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曾经在网上就此政策征询意见，引起舆论一片哗然。后来这一意见征询内容被从网站上撤下，但是相关政策仍旧实施。
再举个例子说明金融开放的不对等、不均衡。当前中国对美国的金融开放程度明显大于美国对中国的开放程度，美国的三大评级机构可以进入中国，并给中国政府和企业随意评级，但是中国的评级机构———大公国际资信评估有限公司即使象征性地进入美国也被拒绝了。
之所以出现这样的怪象，是因为我国出现了金融利益集团，他们的价值观和利益与整个国家、大众的利益日趋背离，但是却与美国华尔街逐渐一致。出于利益的驱使，这个集团努力去影响国家相关金融政策，结果导致了中国金融的不均衡开放。而这个集团的形成，源于国内利益的冲突以及境外利益集团对中国事务的介入。
一国的经济主权不仅体现在领海、领土的管辖与治理权，更重要的是集中在经济自主决策权。但是，境外利益集团却通过各种方式在影响中国的经济决策。
《经济参考报》：您所说的这些境外利益集团如何影响中国经济安全？具体表现有哪些？
江涌：对外开放30年，进入中国的外资早已告别“散兵游勇”状态。为巩固和扩大在华利益，这些外资依靠自身雄厚经济实力与母国强大政治后盾，通过各种方式，活跃于中国各级政府部门与重要民间团体之间。由于缺乏有效的制约与制衡，各类境外利益集团通过各种途径，越来越多、越来越深地介入了中国重大事务，并带来一系列复杂影响。
近些年来，境外利益集团在华活动十分活跃。而中国官方与民间对这类活动及其影响缺乏清晰认识。这些境外利益集团在华活动手法主要包括：
———强力公关。巧妙利用各方人脉，想方设法接近各级领导人，一方面试图进行商业游说，影响相关决策；另一方面可作炫耀资本，为商业活动铺路。
———利益输送。或聘请一些部门领导与职员当咨询师，或将相关课题配以丰厚的课题经费，给予有关部委研究机构与学者等，对中国相关部门决策与立法施加影响。
———与国内利益集团结成共同体。在对外开放进程中，中国滋生了一大批从事“买办”活动的掮客，这些掮客与境外利益集团形成日趋紧密的“共生”态势，游走在境外利益集团与国内各级政府部门之间，获取超额收益。
———与一些地方政府形成共生；跨国垄断资本结成联盟；借助总部所在国政治力量，以政治促进商业利益。
经济主权是政治主权的基础，也是国家经济安全的重要内容。保持经济主权的独立是中国对外开放的前提，也是实现经济繁荣、国家富强、民族自决的重要保障。一国的经济主权不仅体现在领海、领土的管辖与治理权，更重要的是集中在经济自主决策权。但是，境外利益集团却通过各种方式在影响中国的经济决策。
一是影响中国重大决策。境外利益集团利用在华获得的丰厚利润，自己培育并拥有分析师，或高薪聘请优秀华人学者担当顾问或独立董事，通过境内外媒体精心包装、刻意打造，提供各类活动舞台，提高其知名度、美誉度，使其成为中国国内行业精英，拥有强大的话语权，以期影响行业乃至国家宏观经济决策。
例如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造、股权分置改革、引进境外战略投资者、海外上市等重大决策，表面是相关经济学者在呼吁，实际上或多或少渗透着美国金融机构、智囊机构的决策诱导。其中，某些市场化、国际化倾向，有可能使国企逐步沦为外企的并购对象，乃至市场被控制或垄断。
换个角度看中国优质大型企业或国有垄断企业境外上市，事实上，中国企业既要向外国金融服务机构支付巨额咨询、审计、评级、承销费用，又造成中国财富通过“分红”形式输送到境外，如中石油、中石化、中国移动、中国联通四家公司当初境外上市融资不过百亿美元，但是随后四年海外分红就超过千亿美元。
二是影响中国立法。某些跨国公司在中国大举并购，当中不乏涉及谋求或实现市场垄断的情形。起草和颁布《反垄断法》是解决外资并购垄断问题的重要手段，但是境外利益集团与国内相关利益集团一道施加影响，致使《反垄断法》推迟出台达十多年之久。即便《反垄断法》最终推出，但是在境外利益集团的影响下，也几乎成为“银样镴枪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