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准了农民工舍不得花钱找律师、又“怕折腾”的心态，一些“黑诉讼代理”就打着老乡的旗号“乘虚而入”。日前，笔者从厦门集美区法院了解到，这样的“黑代理”正在增多，不少农民工吃了亏也只好忍气吞声。
怎样让农民工兄弟免受“黑代理”的伤害呢？法官认为，明确法院对公民代理的许可权，是规范公民代理比较可行的做法之一。
在厦门打工的贵州农民工阿勇最近刚刚讨到了一笔赔偿款，虽然讨到了钱，但阿勇心里很“不爽”：一是因为还有一半左右的赔偿款估计要不回了；二是因为他觉得自己被朋友“坑”了。
事情得从2008年说起。当年12月31日，阿勇开始接受老陈雇佣，帮他焊铁件。2009年1月24日，阿勇在电焊过程中被炸伤了。经鉴定，他所受伤残等级为十级。为了讨回自己应有的赔偿，阿勇将老陈告上法庭。2009年8月，判决结果出来了，法院判令老陈应赔偿阿勇各项损失共计近8.6万元。
判决虽然生效了，但阿勇的心情并不轻松。因为法院在强制执行过程中，只执行到了近1.7万。讨不到钱，阿勇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就在他一筹莫展的时候，朋友阿明给他提供了一根“救命稻草”。“他说有个朋友是当律师的，人也比较负责任，我听他这么一说，就去和他那个‘律师’阿辉联系了。”
“谈价钱的时候，他一开始要提成50%，我当时就表示可以接受的是15%，他愿意接就接，不愿意就算了。”阿勇说，阿辉一开始就开出了这么高的“律师费”，让他心里有些不是滋味，但他还是忍下来了。随后，阿辉似乎也同意了15%的提成。
随后，阿辉就正式接受阿勇的委托，以公民代理人的身份给阿勇代理案件。最终，阿勇和老陈的妻子达成一致，老陈一次性再支付阿勇2.5万元，剩下的4.3万余元阿勇自愿放弃。
在还有一半左右的赔偿款无法拿到的情况下，令阿勇没有想到的是，他还被阿辉“摆了一刀”。“要付他钱的时候，他又说要提成20%，还说当时协议上就是这么写的”，阿勇这才恍然大悟，自己就是对朋友太信任了，连协议上的20%也没有注意”。
最终，阿勇支付了阿辉5000元的“律师”费。这笔钱，对于经济拮据的他来说，至少要存半年以上。而一直到笔者联系上了他，他才知道，原来阿辉并不是律师。
其实，像阿勇这样被“律师”老乡、朋友“坑”了的农民工，虽然总量不多，但有增加的趋势。
集美区法院的一位工作人员指出，近年来，有一些“黑代理”就是钻了法律的空子，日渐活跃在农民工中间，他们以法律工作者甚至律师自居，但却不曾获得职业律师资格或相应的从业资格。
他们的目标主要是外来农民工，利用农民工法律知识薄弱，但却渴求法律保护的心理，在为数不少的农民工讨薪、工伤赔偿纠纷案件中，以老乡、朋友的身份成为公民代理人参与到案件审理、执行过程中。
农民工们要如何才能“主动作为”免受“黑代理”的伤害呢？法官给农民工提了两点建议，一是请律师的时候，看看对方有没有“律师执业资格证”；二是看对方收费能不能提供相应的票据。只要能从这两方面把好关，就可以把很多“黑代理”拒之门外。 陈洋钦 小森 张向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