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家法院间“固执”的拉锯战
胡电杰提出上诉，随后，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以与辩护人同样的理由“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发回重审。
2004年5月，濮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再次下达一审判决，称“鉴于本案确无固定不变的直接证据”，可对被告人胡电杰判处死刑，不立即执行，同时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
2004年12月，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重申“事实不清、证据不足”，撤销一审判决，裁定发回重审。
濮阳市中级人民法院重新审理时，警方提交补充侦查笔录，根据胡电杰所供称“作案后先把刀子放在院门南侧的水道眼里”，经勘查发现，水道眼内放有一砖，将砖抽出，砖上有放过东西的痕迹。
据此，2006年10月24日，濮阳市中级人民法院第三次作出判决，胡电杰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同时赔偿附带民事诉讼人经济损失19万余元。
对此，胡电杰仍称自己被冤枉，再次提出上诉。2007年10月16日，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第三次作出终审裁定，认为原判决认定事实不清，故撤销判决，发回重审。
濮阳市中级人民法院表现出了同样的“固执”，2008年9月，该院不公开审理了本案，至此，公诉机关提交的证据已经增至14项，判决结果依然相同，胡电杰再此被判死缓。
2009年8月10日，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第四次作出裁定，结论与上次无异。
“有罪没罪给句痛快话”
为这场拉锯战按下“暂停键”的是检察院。
第五次审理时，濮阳市人民检察院以“事实、证据有变化”为由，决定撤回起诉。2011年1月，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下达终审裁定，准许撤诉。
如果不是这个“意外枝节”，胡电杰是否会被第五次判处死缓，结果不得而知。此时，距离胡电杰被抓已近9年。
不过，撤诉不等于无罪，胡电杰离开看守所，是因此案“不能在法定期限内办结，需要继续侦查”，根据刑事诉讼法第74条的规定，经南乐县公安局决定，对胡电杰采取监视居住的强制措施。
2011年7月19日，是胡电杰被监视居住到期的日子。
“我去找南乐县公安局要求解除监视居住，但公安局要求改办取保候审。”魏国省说，“有罪没罪给句痛快话”，要是被取保候审1年后再被监视居住，那可真就“没完没了”了。
11月4日，中国青年报记者致电南乐县公安局副局长冯亚宁。他表示，变更强制措施是濮阳市人民检察院、濮阳市中级人民法院的“联合意见”，“县里是按照市里意见办”。
不过，濮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副院长马长虹否认了冯亚宁的说法，他表示，监视居住的强制措施是县里采取的，具体应该问县里。记者试图进一步了解情况，马长虹以有“电话里不说案件”的规定拒绝。
根据刑事诉讼法设定的无罪推定原则，如果“事实不清，证据不足”，法院就应当判决被告人无罪。然而，“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又是法定的案件发回重审的情形之一。
我国刑事诉讼法第189条规定，原判决事实不清楚或者证据不足的，可以在查清事实后改判；也可以裁定撤销原判，发回原审法院重新审判。
一位多年从事刑事辩护的律师告诉记者，司法实践中，“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往往成为审判机关反复发回重审的套话，事实哪里不清，证据有什么不足，一纸裁定却是语焉不详。案件往往因此陷入上下级法院之间反复发回重审、反复一审的怪圈中，审而不决，案件超审限，嫌疑人长期被羁押，合法权利救济无从谈起。
“都9年了，查什么也该查清楚了，就差这一年半的侦查时间？”魏国省坚信胡电杰无罪，但没有公安机关解除监视居住的决定书，胡电杰就无法提出国家赔偿。本报记者 李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