暴利驱动定罪模糊致浙江非法集资泛滥

　　　　浙江219人因集资诈骗罪获刑5年增长8倍

　　　　暴利驱动定罪模糊致浙江非法集资泛滥

　　　　实践中，对民间借贷还是非法集资类犯罪，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还是集资诈骗犯罪的认定，往往交织在一起，很难严格区分

　　　　现有法律对民间融资的调整不足集中体现在刑法对相关罪名的规定不明确，民法规定过于单一，地方规定效力低下

　　视点关注

　　今天下午，《法制日报》记者从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了解到，在过去5年间，该省共有219人因犯集资诈骗罪而被判处刑罚，因集资诈骗获刑人数从2007年的8人上升到2011年的75人，5年增长数超过8倍。另据《法制日报》记者不完全统计，过去3年，浙江全省至少有10人因犯集资诈骗罪而被判处死刑、死刑缓期执行。

　　近日，温州立人集团涉案22亿元民间借贷纠纷进入司法程序，董事长董顺生因涉嫌非法集资犯罪被警方刑事拘留。浙江省非法集资案的频频爆发，再度凸显了民间融资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的法律界限问题。民间融资如何做到不越界？民间融资的安全港如何设计？《法制日报》记者就此展开了深入调查。

　　暴利下非法集资屡打不绝

　　2009年，丽水杜益敏因集资诈骗罪7亿元被终审判处死刑，温州的高秋荷和郑存芬均因集资诈骗1亿多元被判处死刑。

　　2010年，绍兴赵婷芝因非法集资2.7亿元被判处死刑缓期执行；台州王菊凤因非法集资4.7亿元被判处死刑；温州陈少雅因非法集资5亿元被判处死刑缓期执行；杭州孙小明因集资诈骗1466万元被判处死刑缓期执行；丽水吕伟强因集资诈骗2.6亿元被判处死刑缓期执行。

　　2011年，丽水银泰非法集资55亿元，季文华被判处死刑，季林青、季胜军被判处死刑缓期执行……

　　重刑仍然阻挡不了非法集资愈演愈烈趋势。近日，温州永嘉青年妇女施晓洁因涉嫌非法集资7亿元、非法承兑汇票5亿元被逮捕；温州立人集团涉嫌非法集资22亿元，董事长董顺生被刑拘，企业被政府监管。

　　“通观近年来被判处死刑的集资诈骗案件，有一个共同规律，就是她们都打着各种投资名目、笼罩着富婆的光环、建立定时还息的信誉，或与权力部门有某种牵连关系。”浙江省金融法学会会长、浙江光华法学院教授李有星在接受《法制日报》记者采访时分析说，这些案件的受害人都曾获得过暴利回报，使得集资的利益链条不断扩张。

　　《法制日报》记者在调查中发现，在近年来爆发的非法集资案件中，涉案人大都在当地的企业或公司里担任法定代表人等要职，从事部分实业，并不乏虚构投资用途，如期货、美容、酒店、房地产开发、矿山等领域。

　　高档奢侈品消费成了她们的共同特征，名衣、名表、化妆品、跑车、别墅等成为必要装备——赵婷芝开跑车，好几套别墅，全身名牌，一顿饭就要上万元；陈少雅戴着欧米茄手表，两个LV包，Vertu手机，3辆名牌轿车；杜益敏是“买房不眨眼”，丽水、杭州、上海遍布她购买的商品房和别墅……

　　“看她那架势就是有钱人，她说要投资市政府采购、高速公路项目，以月利率2%至10%向我们借钱，前后共借了54万元，中间也给了我们5万元利息。”王菊凤案的一对受害夫妇向记者透露说，“在我们这儿，还要费点劲、托关系才能借钱给她！”

　　一项来自浙江大学“民间融资引导与规范”课题组的调查显示，浙江各地的民间融资利率水平不一，杭州的利率一般在10%至20%之间，有时高达35%甚至50%；宁波的年平均利率已达18%至36%；台州的年平均利率达15.56%，地区差异也较明显，路桥区为14.4%至18%，玉环县则为18%至24%，小额贷款公司的最高年利率达到了20.36%。

　　暴利驱动下，非法集资类案件屡打不绝。2009年是浙江省非法集资类案件的高发期：台州从2008年的15件涉案7.6亿元，上升至2009年的24件9.3亿元；金华市在2009年共有39件，相当于前后4年的总和；绍兴市2009年54件，比2006年增加了4倍。

　　“浙江的民间投资是以其发达的民间金融为后盾基础的。”浙江金融职业学院翟敏对民间金融效率作了专门的分析，发现民间投资的效率值最高，民间融资中的借贷行为和利率都是市场化，信息优势明显。当然，资本所有者的安全防范意识不够，为追求高额回报心存侥幸，从而导致非法集资案件的大量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