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晚报：行政审批的“政府退出”如何保障

　　国务院公布第六批取消和调整行政审批项目，并规定“凡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能够自主决定，市场竞争机制能够有效调节，行业组织或者中介机构能够自律管理的事项，政府都要退出；凡可以采用事后监管和间接管理方式的事项，一律不设前置审批”。

　　“公民、法人能自主决定”等社会自治领域的行政审批“政府都要退出”，无疑十分必要合理。而对于政府自身来说，一旦行政审批无孔不入地大量介入社会自治领域，势必意味着权力的无节制扩张、政府服务职能的异化，并大大增加官员权力寻租的空间和风险；同时，权力扩张必然伴随的机构膨胀、人员臃肿，也会不断增加行政成本、纳税人负担。

　　事实上，政府应退出社会自治领域的行政审批，并不是什么新鲜规定。2003年通过的《行政许可法》及2004年国务院发布的《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中，都早有明确要求。应该承认，经过近年来多个批次的取消调整，行政审批总量确已大幅减少。

　　但也应看到，与社会的现实需要和理想期待相比，这种“政府退出”仍然并未结束，还存在许多突出问题。这正像温总理去年曾指出的，“不该管的事没有完全放开，许多审批事项还没有有效清理”，“对行政审批设定管理不严，管理不规范，随意性大”。关于这些，我们从许多新闻报道中也不难找到鲜活生动的具体见证。如最近的“卖馒头行政审批”，双独夫妻合法申请二胎，竟须“盖30多个公章”的行政审批。

　　如何才能保障自治领域行政审批的“政府退出”真正到位？除了原则上的规定要求之外，还须推进更加严密严格的进一步制度配套。其一，“政府退出”的具体标准界限，应进一步明确细化。如什么是 “能够自主决定”“可事后监管”的事项，应有更加明确细化可操作的标准，而不能仅停留在笼统的原则上。

　　其二，“政府退出”的过程程序，也应充分公开透明、确保社会的参与监督。具体哪些行政审批事项，应该“政府退出”，显然不能只由政府自身关着门“说了算”，而必须公诸于众，广泛征求社会意见。

　　其三，“政府退出”的最终效果，应尽量确保其完整彻底性——既要做到具体行政审批的“退出”，也要进一步做到相关人员机构的“退出”，将行政审批的减少，与政府人员和机构的精简结合起来、“拆庙搬菩萨”。众所周知，不少行政部门官员的主要工作往往就是行政审批，这诚如有官员曾指出的，“每个审批后边都有一群人，取消了，等于宣布他们没事干了”。因此，若不同步精简人员机构，行政审批的退出势必很难真正干净彻底。

　　其四，“政府退出”的相关问责机制，必须足够严厉到位。违法设立行政审批应承担什么责任，《行政许可法》仅规定“有关机关应当责令设定该行政许可的机关改正，或者依法予以撤销”，这样的问责显然不够给力，也与其危害性不相匹配，很难产生“以儆效尤”的效果。 (张贵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