检察官谈非法集资类犯罪 称职业化倾向明显

　　近3年来，山东省淄博市临淄区检察院起诉非法集资类犯罪案件5件7人，涉案金额高达20多亿元，受害者大多是普通群众。办案检察官分析称，以非法吸收公众存款、集资诈骗为主要类型的非法集资类犯罪，不仅严重破坏市场经济秩序和金融管理秩序，而且极易引发群体性事件，严重危害群众的财产安全和社会稳定，必须引起社会高度重视并加强防范。

　　涉案金额大受害群众多

　　2010年以来，临淄区检察院共批捕非法吸收公众存款、集资诈骗犯罪嫌疑人5件6人，起诉7人，此前的2006年至2009年期间，共批捕此类犯罪嫌疑人2人，后以非法经营罪起诉。其中，2009年以来起诉的非法集资类犯罪中，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案件共2件5人，犯罪数量总体呈上升态势。

　　“涉案金额大，涉众性更趋明显。”办案检察官告诉记者。2010年以前，该院办理的非法集资类犯罪虽然也具有涉众性，但涉案金额、受害群体和地域范围一般都比较小。2006年该院办理的张效贤非法吸收公众存款一案，其利用自身存贷款宣传员的身份，以为群众代理存款给予高额利息为名，非法吸收临淄区齐都镇47户村民存款，涉案总金额102万元，涉及群体为本乡镇小范围群体。而该院2010年以来办理的5件非法集资类案件，仅在临淄区的涉案总金额就高达10亿元，受害群众达1000多人。其中，2011年办理的王宏伟等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案和2012年办理的徐杰等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案，两案均涉及全国多个省份，涉案总金额分别达1亿多元和4亿多元，受害群众分别达300余人和600余人。

　　办案检察官告诉记者，非法集资类犯罪往往从小额资金聚拢开始，采取先足额兑付高额利息诱使被害人不断扩大“投资”，吸引更多人参与，并采用“拆东墙补西墙”的方式进行滚雪球式的发展，一旦资金链断裂，造成多米诺骨牌效应，则产生难以挽回的后果。王宏伟等人非法吸收公众存款一案，嫌疑人从2008年开始以“安阳市丰润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北京宏诚伟达投资有限公司”等空壳公司的名义，在全国多个省市进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活动，至群众举报案发时止，时间跨度达3年之久。“案件潜伏期长，是这类案件的鲜明特点，一旦案发后果严重。”

　　犯罪职业化、集团化倾向明显，是又一特点。为增强非法集资类犯罪的隐蔽性和欺骗性，给犯罪活动披上合法外衣，犯罪分子往往通过公司运营方式进行违法活动，涉案公司、企业内部都有着严密的组织分工，办理完备的工商执照、税务登记等手续，以实际经营活动掩盖其非法目的。如徐杰、纪家栋非法吸收公众存款一案，嫌疑人为掩饰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目的，以青岛东港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的名义购买部分实体经营店，并在青岛、淄博等多地设立了办事处，公司内部组织机构健全，分工明确，具有明显的集团化特点。

　　监管滞后易助长犯罪

　　办案检察官分析称，我国正处于经济转型期，不同行业、不同部门、不同群体间的收入差距拉大，个别人的生活水平下降，心态随之失衡。从查处的案件看，受害群众不满足于赚取微薄的银行利息，之所以将手中闲置资金投资于所谓的“高回报”项目，目的是想赚取更多的收入，对一些以“重点开发、招商引资”为名的非法吸收公众存款行为缺乏判断能力，一夜暴富或快速致富的心理导致个别人在高额回报诱惑下，参与或从事非法集资活动，最终成为犯罪嫌疑人或受害者。“贫富差距加大，引发个别群众心态失衡。”

　　“民间融资监管滞后，打击不力，都容易助长非法集资类犯罪。”办案检察官说。目前，我国民间融资和非法集资行为，在法律和政策规定方面还不完备，现实中企业和个人向社会融资或借贷的情况普遍，导致对非法集资行为的监管和查处难度较大。司法实践中，往往在资金链断裂后，才追究行为人的责任。如王宏伟等非法吸收公众存款一案，嫌疑人始终辩称其行为符合国家融资行为，而且由于公安机关介入前其资金链尚未完全断裂，公司仍具有一定还款能力，部分集资群众甚至联名要求将其释放，这给犯罪的认定带来很大困难。“高回报”的特点产生巨大诱惑力，导致犯罪分子铤而走险。2011年查处的北京宏诚伟达公司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案中，主犯王宏伟在短时间内非法获利近千万元，2012年查处的青岛东港公司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案中，主要嫌疑人获利甚至超过亿元。

　　近年来，我国经济持续增长，人民生活水平有了很大提高，社会闲置资金增多，而我国实行刺激消费的宏观经济政策，存款利率低、收益少，投资渠道又单一。在这种经济政策的影响下，产生了投资需求旺盛和投资渠道相对狭窄之间的矛盾，社会闲置资金和民间投资市场活跃成为必然，这在客观上为非法集资类犯罪活动的滋生蔓延提供了条件和机会。

　　应加强协作建立长效预警机制

　　临淄区检察院2010年以来所办案件7名嫌疑人，除1人为大学文化程度外，其余均为高中以下文化程度，全部是社会无业人员。在2010年以来所办案件的1000余名受害群众中，农民、城镇低收入群体、退休工人等弱势群体占总人数85%以上，这些受害群众受文化层次、认识水平限制，更容易被犯罪行为蒙蔽，且其本身经济收入低，在遭受严重经济损失后，极易产生过激行为而引发群体性事件，造成较大的社会影响。

　　“犯罪分子作案方式隐蔽，欺骗性强，更要引起注意。”办案检察官说。该类犯罪往往以虚假经营行为掩盖非法集资目的，经营行为与集资行为混同，经营过程就是集资过程，有的还虚构许多堂而皇之的经营项目欺骗群众。如犯罪嫌疑人耿佃会、李友谊涉嫌集资诈骗一案中，嫌疑人假借美国DMC公司的名义，以私募资金运作公司上市为幌子，以高额回报为诱饵，面向社会不特定人员非法集资220余万元，除返还受害人“利息”、“奖励”共164万余元外，至案发共非法获利56万余元。

　　针对群众在非法集资与正当融资等方面存在的模糊认识，办案检察官建议，有关部门应当结合当前非法集资类犯罪的典型案例，采取多种方式，向社会各界特别是从事生产经营活动的企事业单位和广大人民群众，深入宣传相关法律和政策规定，引导相关单位和个人自觉规范融资行为，教育群众有效防范犯罪、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完善相关部门间的协作配合机制，切实强化社会监管。建立银行、统计、工商、税务和公安机关之间的信息沟通机制，通过情报信息系统，密切关注民间经济活动走向和重大资金往来情况，及时收集汇总信息，及时分析研判，实现先期预测，建立长效预警机制，发现苗头及早介入调查，防止造成严重后果的案件发生。司法机关要充分发挥职能作用，加大打击犯罪力度。加强对犯罪规律、特点的调查研究，坚持快侦、快捕、快诉、

　　快判，震慑犯罪，最大限度地追缴赃款赃物，为人民群众挽回经济损失，防止引发社会不稳定因素。(卢金增 宋方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