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沙晚报：红会重获信任只能靠“法治”

　　本报评论员 颜新武

　　4月23日，中国红十字会社会监督委员会新闻发言人王永表示，目前，社监委内部已经对重查郭美美案达成初步共识，中国红十字会总会也表示愿意配合这次调查。“现在大家的主要精力还是抗震救灾，待芦山地震灾后的紧急救援救灾基本完成后，红会社监委将启动针对郭美美案的重新调查。”(详见今日本报A5版)

　　凭良心说，在此次芦山地震赈灾中，红会“埋头苦干”，行动还算迅速，但公众的态度仍然令他们尴尬不已。微博上一片“滚”的骂声，赈灾中的一些行为遭一些网友痛批，甚至引来“捐款才能进灾区”、“虚开药品发票”等误解。这被认为是2011年郭美美事件以来，红会信任危机的持续发酵。

　　当初郭美美事件调查，诸多谜团未解，最后不了了之，公众心中有一个结，一提到红会就气不打一处来。郭美美事件也成为红会一道迈不过去的坎。重启郭美美事件调查，给社会一个彻底的交代，很有必要。

　　有分析人士早就指出，红会的信任危机，并非起始于郭美美事件，郭美美事件充其量只是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红会自身的痼疾——机构官僚化、财务不透明、审计不独立、运作不规范、缺乏有效监督等等，才是红会信任危机的根源。因此，只有从彻底调查郭美美事件开始，革除红会的痼疾，才能打消公众成见，重新赢得公众的信任。

　　但是，调查郭美美事件也好，革除红会痼疾也罢，单纯依赖由热心公益事业的知名人士、志愿者代表组成的中国红十字会社监委，显然还不够。诚然，作为“第三方独立监督机构”的社监委，代表社会监督红会，是一个进步，也能起到一定的作用。但成立才几个月的社会监督机构，能不能得到公众的认可，其调查有无足够的说服力，还很难说，而其新闻发言人“一旦查实违法违纪行为严惩不怠”的表态，也缺乏法律支撑，因为社监委不是政府执法机关，没有执法权力，又谈何“严惩”？　　

　　其实，作为规范红会运行的专门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红十字会法》1993年就已经颁行，其中的条文明确规定：禁止滥用红十字会标志；红十字会的经费使用情况依照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接受人民政府的检查监督，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侵占和挪用红十字会的经费和财产等等。“郭美美事件”中红会如果真有违法违规行为，为何不能由公检法司、纪检监察部门依法调查处理，而要由一个社会监督机构来完成？

　　正如有关专家指出，制定于上世纪90年代的红十字会法，现在已经显得有点滞后，有必要修改、完善、调整。但确定无疑的是，有关红会的一系列问题，不是某个人或者某个组织能解决的，必须要从法律层面解决。红会推进自身改革，接受社会监督，固然必要，但将红会的运行置于法律的管束之下，才是实现阳光公益最根本的途径，也唯其如此，公众对红会才会重新报以信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