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媒称世界正在形成中国式和平共处模式

　　【美国詹姆斯敦基金会网站5月23日文章】题：中国的和平共处战略及其对世界秩序的影响(作者莉泽洛特·奥德高)

　　中国不再只是世界秩序的消极接受者，它已成为决定其他国际行为者在外交和防务政策方面做出何种选择的关键因素。北京似乎将本国定位为一个政治方面的全球大国。中国通过最近在国防白皮书中重申的和平共处战略实现了这一定位。

　　推进中国版本世界秩序这一战略旨在改变其他国家国际行为的背景但不推动建立一个全新的世界秩序。中国版本的世界秩序建立在修正对现有联合国体系阐述的基础之上，提出了绝对主权和不干涉原则。这种和平共处战略不需要中国拥有美国那样强大的经济和军事实力，因为这种战略依赖的是中国版本世界秩序的说服力，而不是推动建立以中国为中心的互动模式。

　　和平共处战略突出了在目前的讨论中被忽视的有关中国崛起的若干特点。这种讨论聚焦于中国日益增长的经济和军事实力，以及这些实力在何种程度上增强了中国作为一个大国在国际体系中投放力量的能力。还有，美中关系和对两国进行比较也是这种讨论中无处不在的一个特点。因此，关于中国的发展及其在国际体系中相对位置的三个特点往往被忽视。

　　首先，中国的经济和军事发展说明，中国这个国家在一群二等强国——包括俄罗斯、印度和巴西——中表现良好。其次，中国远非是美国那样的具有支配地位的经济和军事大国。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仅为美国的三分之一。美国的国防预算几乎是中国的6倍。第三，虽然处于这种相对不利的地位，中国与美国在政治实力方面的可比性要大得多。

　　中国作为一个政治大国的地位扩展了二等强国和小国的行动空间。因为中国赋予它们除与美国结盟之外或取代与美国结盟的战略伙伴关系，这使它们拥有了额外影响力。二等强国和小国能够与中美都结盟而不必选边站。

　　中国宪法规定，中国坚持独立自主的对外政策，坚持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的五项原则，发展同各国的外交关系和经济、文化的交流。这些原则与冷战时期联合国体系的规则相符，但北京根据本国在冷战后的利益和世界观而对这些原则的意义进行了阐释。

　　中国外交模式挑战西方在较实际的实施层面，中国式的和平共处涉及其外交关系中的五种行为。第一种行为是，仅在所牵涉的所有政府一致同意的基础上与其他国家接触。这与西方支持的一旦发生严重侵犯人权行为并危及国际和平稳定、可在未经当事国政权同意的情况下由联合国批准干涉的做法相反。

　　第二，不鼓励在国际体系中为冲突管理使用武力。第三，鼓励各国奉行最适合本国历史和政治体制的国家发展模式。第四，不对其他政权评头论足，鼓励与所有国家合作，以此作为促进所有国家繁荣的最佳途径。第五，鼓励世界多元化。

　　中国奉行和平共处战略的一个例子是中国的安理会政策。中国对批准在利比亚设立禁飞区并允许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保护平民的安理会第1973号决议案投弃权票，因为中国更愿通过和平手段进行冲突管理。在这个例子中，中国表现出了对不使用武力和须经当事国政权同意这些原则的支持。

　　在叙利亚问题上，中国政府的目标是将政权问题与实现和平与安全的需求分隔开。中国否决了联合国安理会提议支持阿拉伯国家联盟和平计划的决议案。中国承认这项计划在今后是有用的，但计划要求叙利亚总统巴沙尔·阿萨德将权力移交给副总统，这创下了在实现国内和平与安全问题上无视政府是否同意的先例。中国支持联合国安理会在叙利亚问题上没有约束力的主席声明，即呼吁停止暴力活动以恢复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中国支持对巴沙尔政府在其主权范围内对平民所作所为的抨击，试图以此表明自己并不赞成叙利亚所发生的侵犯人权的暴行。不过，从长期来看，如果联合国安理会创下先例，同意干涉涉及政权更迭的内政的话，这类暴行会愈演愈烈。相反，应该继续以对政权不偏不倚的态度来决定干涉的限度，而中国有关自己投否决票的声明强调了这一做法。

　　中国政府的2013年国防白皮书——就像以往诸多白皮书和外交政策声明一样——将和平共处作为维护其首要安全利益的主要工具。这种一贯性明显表明，今后中国将继续把和平共处作为维护国家利益的主要战略。

　　从西方角度看，北京提出的世界秩序模式对既有的国家实践构成了一些挑战。中国在全球所有地区的经济网络和政治一战略关系表明，在遍及全球的美国同盟体制之外，中国式和平共处模式正在形成。中等国家和小国通常欢迎这种与西方模式不同的替代品。这种挑战促使华盛顿及其盟友集中精力来振兴经济、金融能力以及合作伙伴关系，从而与中国展开竞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