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内政外交被恐怖主义牵着走 扼杀创造思维

　　中新网12月5日电 美国《纽约时报》5日发表专栏作者托马斯•弗里德曼的文章称，9•11事件开启了一个以反恐为核心的时代。10多年来，美国的内政外交被恐怖主义牵着走，失去了创造性解决问题的勇气与识见。

　　文章称，本•拉登的确把美国害惨了，至今仍未恢复。美国清理了世贸中心的废墟，但9•11事件催生的恐惧外交政策，在美国人心中仍有相当的残留——可以说残留得太多了。美国今天在世界上做的许多事情，潜台词始终还是这种恐惧，这也是为什么它会出现在戴维•罗斯科普夫(David Rothkopf)的新书《国家无安全：恐惧时代的美国领导》(National Insecurity: American Leadership in an Age of Fear)的副标题里。

　　该书用相当篇幅讲述了9•11以来两位总统制定外交政策的内幕。然而，很多方面来讲，这本书的头号明星，凌驾于诸事之上的决定性因素，是“恐惧时代”，美国的制度和政策都完全围绕它来确定什么是当务之急。这样的状况会一直持续下去吗，本•拉登会不会成为一个永远挥之不去的阴影？作者在写给《外交政策》(Foreign Policy)杂志主编罗斯科普夫的邮件中提出了这个问题。

　　“后9•11时代不会被人看作美国外交历史上的黄金时期，”他答道。“很大程度上是因为，9•11对美国是一个巨大的感情打击，大到一瞬间改变了我们的世界观，创造了一种被放大的脆弱感。”为了做出应对，“我们不仅夸大了威胁，还重新调整了我们的思维方式，让它成为塑造外交政策的核心组织原则。”

　　罗斯科普夫认为，从很多层面看，这都是一个错误：“它不但造成了布什时期的过激反应和无节制的行动，还造成了奥巴马向相反方向的摆动——他试图去布什化，但同时也不希望在这方面显得孱弱”——因此就有了增兵阿富汗和重新介入伊拉克的举动，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害怕如果不这么做，我们遭到恐怖袭击时，他就是罪人。

　　害怕被心怀恐惧的人埋怨，这在美国的政治中已经成为一股不可小觑的力量。罗斯科普夫还说，美国现在已经用了整整10年“来应对恐惧，应对微不足道的威胁，让恐惧重新定义我们，让我们在更大的挑战出现时没能去面对——不管是国内的重建、世界大国格局的改变，还是改革已经不能再像以前那样创造就业和财富的经济模式，”或建立“新的国际制度，因为旧制度已经过时和失灵。”

　　换句话说，他认为——作者也同意——对恐怖主义的关注，再结合美国的拆台政治学，已经扼杀了华盛顿的“创造性思维”，更不要奢望在美国的外交政策中有什么“志向远大”的地方。看看共和党人迫使美国人花了多少时间和金钱，用于讨论利比亚班加西领馆遇袭是一个恐怖主义阴谋，还是偶发性事件——对真正迫切的问题却毫不关心：美国推翻利比亚独裁统治的行动，究竟造成了多么严重的两党瘫痪，从中能得到什么教训，也许还可以想想如何解决。

　　作者说，他对奥巴马总统抱有同情，因为他不得不应对这个乱糟糟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威胁都来自那些摇摇欲坠的国家，只有付出巨大的代价帮助它们重建，才能控制这些威胁，但所有的结果都充满不确定性，伙伴们也都并不可靠。美国人又不想把这些事揽到自己头上。然而，那些失序的国家为概率低、影响大的恐怖主义制造了机会，尽管这样的行动真正伤害到美国的概率只有百万分之一，但是也没有哪位总统想要在这种事情发生时当政。然而，去年因为鹿而出车祸丧生的美国人，都比被恐怖分子杀害的人多很多。作者不认为奥巴马在应对这些矛盾时的表现有那么糟糕。但是他的确没有很好地解释自己的行为，也没有让人们看到，他的克制与内政和外交上更宏大的政策目标有什么关系。

　　著有《不可或缺：领导者真正发挥作用的时候》(Indispensable: When Leaders Really Matter)一书的哈佛商学院教授高塔姆•穆昆达(Gautam Mukunda)说，9•11之后美国过于强调把自己围起来(姑且如此形容)，以至于美国无法像以往那样，通过投资教育、基础设施、移民、政府资助的研究，以及那些鼓励冒险但劝阻草率的规则，让美国更有韧性。

　　“我们过去在上述方面的投资比任何人都多，”穆昆达说，“因为它们带来了概率高、影响大的回报。”现在美国人不了，面对冲击的韧性也因此下降——无论筑起多少面墙都不行。美国人也没有把足够的投资注入一些低概率、高回报的创新项目——比如互联网或GPS——它们让美国成为一个与众不同的国家，增强了我们的韧性。“在我们生活的世界里，小小的押注可以带来巨大的回报，”穆昆达说。

　　文章最后称，美国的领导人付出了巨大的努力来防止概率低、影响大的恐怖袭击——或是防止自己因为没有这么做而受到指责。但是面对这个迅速变化的时代，他们对于那些已有明证可以增强实力的途径，却没有做出多少反思，也没有给予多少投资。穆昆达说，“这是严重的失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