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媒：西方必须正视难民危机

　　英国金融时报网7日报道称，当海浪将那个被淹死的孩子冲上我们的耻辱之岸时，世人目睹了两个大国的历史角色发生转换。美国和德国在重大历史时刻都经历过人口大迁徙。但面对移民危机，两国作出的反应与历史所预示的可能方向截然不同。

　　自由女神像原本被设计成国际共和的象征，但在美国女诗人爱玛•拉扎露丝的诗歌中，它被描述成一座希望灯塔，迄今仍伫立在美国纽约，召唤着彼岸“那熙熙攘攘的岸上被遗弃的可怜的人群”。然而，面对当今难民的苦难，原本积极的美国总统一反常态地一言不发。

　　与此同时，那些等着接替他入主白宫的共和党竞选人(其中不乏有移民背景者)，竞相谴责非法移民，纷纷提案“严守”美墨边境。美国在这条边境上已经投入了约2万名边防人员，36亿美元预算，以及延绵数百英里的铁丝网。而另一方面，德国总理展现出道德正气的高大形象。仅仅四分之三个世纪之前，该国的纳粹以种族纯洁为名，执行了一场最惨无人道的非人化和灭种运动。

　　总体上，当今的德国人民对难民的苦难作出了让人感动的人道回应。在大西洋彼岸，言论都是关于隔离墙和大规模驱逐——唐纳德•特朗普声称要驱逐多达1100万名非法移民，而德国人则作出种种安排，准备安置80万名难民。

　　我们的世界正面临着3个巨大的问题。一是地球生态系统无情的退化；再就是可怕的日益扩大的贫富差距。还有一个大问题，我们这代生于二战末尾的人没有预见到它会出现，而且现实证明这个问题极为棘手极为有害。那就是两类人的分歧，一类人想跟与自己有着同样的相貌特征，说着相似语言的人生活在一起，而另一部分人认为肤色、信仰、语言的不同并不妨碍大家比邻而居——前提是新人要遵守当初激励他们来到此地的那些宽容原则。

　　美国作为第一个移民国家，自建国以来一贯颂扬其例外主义，但它的态度向来变幻无常。对美国生活的著名颂词之一，赫克托•圣约翰•克雷夫科尔 1782年发表的《一个美国农民的信》盛赞这个年轻的共和国是全世界唯一无论出身、种族或语言，只要秉持共同的民主理想，移民就能成为公民的地方。但一个世纪后，随着数十万名意大利人、东欧人涌入美国，《纽约时报》敲响了最早的特朗普警钟。

　　1887年5月，就在自由女神像落成典礼7个月后，13艘轮船在一日之内载来1万名移民，该报的社评愤怒地问道：“难道我们就该接纳欧洲的贫民？” 然而，数以百万计的难民还是继续涌来，为美国铺下种族多样性的肥沃土壤，20世纪的美国从这片土壤汲取了文化和经济营养。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氛围出现了变化。1924年，南卡罗来纳州参议员埃里森•杜兰特•史密斯在国会发言时坚称，“现在我们国内已经有了足够的人口，可以关上国门，培育纯正的美国公民。”

　　果然美国开始关闭国门，根据当时已经进入美国的非常低的种群比例，执行起无情的配额制度。20世纪30年代，当犹太人面临灭种危机，拼命地要逃出德意志帝国时，美国对他们关紧国门，使他们被逼入绝境。还是这个时期，加州的墨西哥工人受到暴力袭击，迫使他们逃回家乡，还有数万人被驱逐出境。更糟的是，美国还支持举行两场“难民问题”会议，一次是1938年在埃维昂，另一次是1943年在百慕大。当时犹太人遭到大屠杀的恐怖情形已广为人知，美国在这些大会上捶胸顿足，挤出几滴鳄鱼的眼泪，然而并未拿出任何行动。

　　因此，德国对叙利亚难民苦难的极大同情异常难得——不仅体现于德国总理安格拉•默克尔的直截了当(她在对付卷土重来的反犹太主义时也表现出色)，还体现于德国民众的慷慨。或许，正是因为默克尔被妖魔化成令希腊人长期遭受苦难的折磨者才使她认识到，欧盟如果要生存下去，除了充当财政清廉的监督者以外，还需要其他存在理由。又或许，她和德国民众乃至欧盟28个成员国只是在不经意间迎来这一关键时刻。

　　不管怎样，这个问题(而不是主权债务问题)将决定欧洲作为商业周期微调者以外的角色的生死存亡。无疑各方将举行一场会议。但愿这次会议不会像埃维昂和百慕大会议那样走过场。但愿这次会议能让欧洲——包括英国——最终发现自己遗失已久的政治器官：正义脊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