隐秘流行！ 他们感染新冠病毒两年后才被发现

　　最初以为是皮疹，结果却是新冠？！

　　意大利米兰大学“压箱底”的样品“吐”出了意想不到的真相：这些样品的主人约两年前因为患了皮疹（麻疹、风疹等）去医院，两年后研究人员对他们的样品做了进一步研究，却发现其实是感染了新冠病毒。

　　8月7日，这项由意大利米兰大学生物医学科学系研究者主导的研究在线发表于《柳叶刀》预印本网站上（该论文已经投稿《柳叶刀》杂志，尚未经同行评议和接收）。

　　“我们的研究提供了强有力的证据证明：2019年夏末，新冠病毒已经在意大利北部传播。”论文中写到，与武汉发现的早期毒株相比，这种毒株存在非常明显的不同！

　　“这项研究的意义非常重大，证据可靠，未来有可能导致我们人类对新冠病毒认知的改变，也扩大了溯源范围。”8月10日，科技日报记者就此连线国内病毒溯源专家、北京化工大学生命科学与技术学院院长、中国—世界卫生组织新冠病毒溯源联合研究专家组动物与环境学组中方组长童贻刚，他作出上述评价。

　　被弃之不用的样本中，潜藏着真相：2019年9例样本中已有新冠病毒

　　2019年的一个异常引起了研究人员的注意——

　　“我们发现被诊断为非麻疹或者非风疹而弃之不用的样本，在2019年尤其多。”研究人员在论文中解释，这一丢弃率是往年的两倍。

　　米兰大学的这个实验室是世卫组织认证的麻疹和风疹监测机构，他们凭借着过往的经验觉察到，有一种不知名的原因导致了人们看起来患了麻疹，但到真的诊断时，却又发现不是。

　　那么，不知名的原因是什么呢？研究人员决定开始在遗弃样本中找答案。

　　样本包括口咽拭子、尿液和血清，全部保存在米兰大学生物实验室的零下80摄氏度的样本库中。

　　研究对156例病例的435份样本进行了新冠病毒的感染调查，包括核酸检测和抗体检测。

　　核酸检测结果显示，13例阳性，其中11例是大流行前的病例，11例阳性样本中的9例是2019年就采样的。

　　论文中记录了更惊人的细节：第一个新冠病毒RNA检测呈阳性的样本是早在2019年9月12日采集的尿液样本，该样本来自一名8个月大的儿童，其血清也呈IgG和IgM阳性。

　　无论是核酸检测还是抗体检测，都证明两年前，有人在意大利已经感染了新冠病毒。

　　“核酸检测非常重要，它直观地给出了阳性的结果，同时有了抗体的佐证，证据很扎实。”童贻刚分析，更值得重视的是，这项研究不是单个病例的发现，而是大队列人群的研究，非常具有溯源的现实意义。

　　与武汉发现的毒株对比，带来了更多的认知冲突：家族谱系“差辈了”！

　　“在皮疹发作前两周内，所有阳性患者均未报告任何旅行史。”论文中特别指出，重要的是，所有确诊的病例，包括2019年的9例，都与旅行无关。

　　这意味着检测出来前的新冠病毒已经在欧洲开始了本地传播。

　　那么，在意大利传播的这支新冠病毒和被认为是“祖先”的、在武汉传播的那支一样吗？

　　研究团队进行了核酸序列比对，检测出了三种主要变异。

　　更重要的是，这个位点的主要变异，是中国疫情暴发数周后首次检测到的所有三种主要变异，即C3037T、C14408T和A23403GT，同属“贝塔变异”。

　　这不是巧合！因为变异并非发生在疫情之后，而是在武汉发现新冠毒株之前就有。

　　用一句方言来解释：差辈了！

　　之前以为“贝塔变异”是在武汉发现的毒株的“后代”，而事实上，带有“贝塔变异”的毒株在其他地区的传播更早，早已经升级为“爷爷辈儿”了。

　　研究人员认为，结果显示在中国武汉首次报告新冠病毒的病例之前，几个新冠病毒的谱系已经在全球传播了至少几个星期。基于基因序列的进化分析表明，2019年最后一个季度的毒株中已经存在β突变，这意味着当时在意大利北部早已经存在一个与假定的祖先有很大不同的冠状病毒谱系。

　　由于2019年9月的新冠病毒毒株已经能够有效地进行人与人的传播，研究人员将新冠病毒“鼻祖”出现的预测日期推进到2019年6月底至2019年8月底之间。

　　更多谜题待解，呼吁全球科学家共同“翻箱底”

　　“虽然这些样本采集的时候不是为了检测新冠病毒，但是回顾性研究最终给出了问题的决定性答案。”论文研究者呼吁，其他研究团队使用储存在生物库中的样本进行额外的回顾性研究，以进一步寻找早期新冠病毒感染的病例，因为这些对于更准确地确定病毒出现的时间和位置至关重要。

　　病毒溯源，样本是王道，因此论文研究者呼吁全球科学家共同“翻箱底”！

　　该项研究的过程也表明，创新技术同样是王道——

　　研究者坦言，这些样本对于新冠病毒的检测可能并不理想，因为它们是在出现皮疹时采集的，那时，呼吸道中的病毒载量非常低，给检测带来难度。

　　但研究团队用创新精神克服困难，他们完善了检测方法，完善了引物的设计，最终“抓”住了新冠病毒隐秘流行时期的“小辫子”，把它揪了出来。

　　越来越多的科学家，以自己的实践和创新证明，病毒溯源是科学问题，必须从科学的角度出发，推动在全球多国、多地范围内开展早期病例搜索、分子流行病学、动物（中间）宿主等方面的溯源工作。

　　论文中同样指出：“我们建议在病毒起源调查期间，应考虑更广泛的地理区域和更广的时间跨度。”(本报记者 张佳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