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日报：对国企裸官监管应比党政裸官更甚

　　与党政系统的“裸官”相比，国企“裸官”手握更多经济权力，可以动用更多经济资源，他们的犯罪、叛逃，给国家造成的经济损失尤烈，对社会的危害更大。 　　原中国通信建设总公司总经理助理董跃进涉挪用5.8亿元公款案日前在京受审。董跃进曾因嫖娼被抓，但并未受内部处分，还被提拔为总经理助理，此后多次接受他人性贿赂并吸食冰毒。据悉，董跃进的妻儿均已移居美国，并将其收受的部分财物带至海外。

　　“跃进”倒了，“向东”走了。今年3月25日，四川移动数据部原总经理李向东由成都直飞深圳，出逃加拿大，带走了数亿元的资金。严管情势之下，“裸官”问题频发再次刺激公众的神经。

　　北京一位检察官认为，“裸官”由于长期一个人独处，既缺少家庭的幸福感，也缺少家庭中“琐事”的羁绊，这就有可能导致其无益的社会活动增加。如此推断其实难以立论。事实上，这些“裸官”好“裸女”并非老婆孩子出国后空虚所致，贪污受贿时日更早，否则难以解释他们能够动用大量资金，在外国买豪宅、置产业，将家属尽数送出国外。

　　争论“裸官”是“裸”后再腐，还是腐后再“裸”，在现实面前显得毫无意义。虽然不能说“裸官”都准备卷款潜逃，但官员在“全裸”的那一刻起，其脚底抹油的可能性无疑更大。严格地说，身在曹营心在汉、随时准备逃之夭夭的“裸官”与公众的要求相去甚远，已经失去为官从政的资格，中央适时出台规定，严管“裸官”，甚得民心。鉴于国企“裸官”之特殊性，笔者认为，这个群体更应进入监管者的视野。

　　自从1991年前中国银行开平支行高管许超凡、余振东、许国俊等一同盗窃中国银行资产，总额高达4.83亿美元之后出逃美国始，国企高管卷款潜逃事件频频发生，于志安、高山、徐晓轩、黄清洲、萧洪彬、丁岚、董明玉、蒋基芳、陈传柏、罗庆昌、程三昌……名单可列一长串。涉案动辄过亿，他们究竟卷走多少公款缺乏权威数字，无人能晓。他们中不少人在逃离之前都是“裸官”。

　　有数字显示，因滥用经营权而导致贪污、受贿、挪用公款等职务犯罪的案件占国企犯罪总数的70%左右。国企职务犯罪高发原因何在？一方面，随着“放权让利”的国企改革推进，出现管理的暂时真空——政府对国企高度集中的行政管理权有所弱化，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又显得滞后，招致国企呈现多头管理又无人负责的局面。

　　另一方面，国有资产所有者缺位，弱化了对国企管理者的监督，使得企业经营者能够运用其掌握的经营决策权，以侵害所有者权益为代价来实现个人或小集体利益的最大化——如国企管理层擅自为自己提薪，甚至为职务犯罪大开方便之门。以董跃进为例，在他嫖娼被抓获后，不但未得到任何处分，反而得到重用，对国企官员监管之懈，几近失控。

　　与党政系统的“裸官”相比，国企“裸官”手握更多经济权力，可以动用更多经济资源，他们的犯罪、叛逃，给国家造成的经济损失尤烈，对社会的危害更大。像“余振东案”，就让地方政府与银行共同分担了20亿元的损失！

　　故此，对国企“裸官”的监管应该比党政“裸官”更甚。为了防范“裸官”贪腐，必须好好解剖董跃进这只“麻雀”。 练洪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