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学者屡遭公众质疑 知识分子社会责任引热议

　　主持人：理论周刊

　　特邀嘉宾

　　葛剑雄(复旦大学教授)

　　李德顺(中国政法大学教授)

　　雷 颐(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许正中(国家行政学院教授)

　　孙立群(南开大学教授)

　　知识分子概念的起源

　　主持人：什么叫“知识分子”？如何从概念起源上看待知识分子这一概念？

　　李德顺：在西方，“知识分子”是近代产生的概念。按《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的解释，“知识分子”最早是指十九世纪俄国中产阶级的一个阶层，这些人受现代教育及西方思潮的影响，对国家的落后状况、沙皇的专制独裁不满，并在法律界、医务界、教育界、工程技术界建立了自己的核心，也包括一些官僚、地主和军官。他们致力于维护人类基本价值，批判社会不合理现象，努力推动这些价值实现；相比之下，如果一个人只从事自己的专业工作，即使他很有知识，也不算是知识分子。

　　雷颐：1898年初，著名的法国作家左拉给总统写了一封题为《我控诉》的公开信，为受迫害的犹太军官德雷弗斯上尉申冤。这封信发表时被称为“知识分子宣言”，一大批主张为德雷弗斯平反、经常直陈时弊的文化人遂被称为“知识分子”。大约与此同时，俄国一批批评沙皇制度的文化人也被称为“知识分子”。此后，“知识分子”即指那些不仅有专业知识而且更有独立精神、强烈的社会关怀和批判精神的人。

　　主持人：“知识分子”是一个比较模糊而且容易产生歧义的概念，那么究竟什么人算是知识分子？

　　葛剑雄：知识分子或许是当今中国使用率最高的词语之一，尤其是在知识界、教育界、政界、媒体，在这些界的人大多以知识分子自居，或者被别人当作知识分子。不过，在知识分子不吃香或是反动分子的同义词时，大家避之犹恐不及，能进入“革命干部”行列的人自不必说，就是只能留在知识分子中的人，只要有可能，也要强调自己的非知识分子出身或背景。

　　究竟什么样的人算知识分子，记得当年学习毛泽东《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等著作时作过深刻的讨论和领会，那时的划分标准是文化程度高中以上。如果按这条标准，那今天中国知识分子所占的比例就极其高了。特别这些年大学和研究生大规模扩招，据说今年新获博士学位的就将有5万之多。看来知识分子的学历标准也得提高了。

　　不过，毛泽东的标准或今天政府有关部门定的标准，只是学历意义上或统计意义上的知识分子，与我们心目中的知识分子，或者整个社会寄予厚望的知识分子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因为一方面，随着社会教育水平的提高，获得高等教育学历或学位的人会越来越多，在全部人口中所占的比例也会越来越高。但另一方面，现代的知识结构、科学技术的分类越来越细，专业化程度越来越高，绝大多数受过高等教育或获得硕士、博士学位的人所学习或研究的范围相当狭窄，从事的专业极其单纯。如果局限于他们的专业的话，他们的关注范围就非常有限，即使对本身涉及的领域也难以有全面的理解，更不用说关注整个社会了。

　　中国古代的士人精神与知识分子传统

　　主持人：有人用中国文化中的“士”来概括知识分子概念，怎样看待这一观点？

　　孙立群：什么是中国古代士人？拿今天的话来说，就是知识分子。古代的读书人叫儒生、儒士，读书人做官，就叫做士大夫。知识分子必须是正直的人，关注社会，关注民生，热心于对社会作出贡献，这已经成为一种共识。书读得多，却用于做坏事，那就不是知识分子。我在研究古代士人时惊讶地发现，中国古代士人恰恰具备这种精神。

　　士人的特质，具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社会参与意识。回顾历史，那些被后人记住的人都是关注社会的。春秋战国时期，社会动乱，士人们都有着强烈的社会责任感，考虑国家的何去何从。他们都有“主人翁精神”，敢于接受挑战。孟子曰：“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这是一种大气魄。中国古代士人，讲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不但要思考，更要实践，并且把国事放在了首位。东林党有一副著名的对联：“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这样的精神数不胜数，还有“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等等。士人们对社会的认识，促进了社会的发展。

　　雷颐：中国传统社会是“身份社会”，“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在这种社会结构中，存在一种人身依附关系，皇帝高高在上，其他皆为其“臣民”，没有独立的人格，个人权利观念严重匮乏。中国传统社会中的“士”与知识分子有某些类似，都是具有强烈的社会关怀和社会责任感的“读书人”。但中国的士的职责不是入世做官实际从政，就是维护社会统治者的正统意识形态——儒家意识形态的捍卫者。“士”是社会体制和规范的捍卫者，就此而言，“士”与“知识分子”有着本质的不同。

　　“知识分子”概念需要科学化

　　主持人：现在社会上对“知识分子”有多种理解,怎样看待对知识分子的不同认识？

　　李德顺：在我们的生活中，“知识分子”这个概念，常常引起人们的一些异样感觉：有说知识分子是人类的精英，应该和圣人天使一样神圣灵验；也有说知识分子不过是社会肌体的“皮上之毛”，无足轻重……总之在仕农工商各界中，知识分子似乎属于“另类”。

　　主持人：为什么会对知识分子产生这种特殊化的感觉？

　　李德顺：这种将知识分子特殊化、异己化的感觉，源于一种非科学的意识形态。中国原本没有“知识分子”概念，但自古以来就有对读书人角色和使命的特殊规定，如“格物致知，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或“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等等。凡此种种，皆是要知识分子做“君子”、“大人”、“圣人”，或为忠臣、良相、帝王之师，总之是不要做普通的平民百姓。这种取向，既造就了一些人的强烈社会责任感、使命感，也造就了一些人的特殊身份意识。如果“知识分子”这个称呼主要意味着某些人在文化和道义上的某种优越性和荣誉，那么所引发的问题必然是：在现实中，什么人够得上称作知识分子？由谁来评定？以什么标准和程序来评定？被评上以后要怎样？……诸如此类的问题，势必成为纷争的焦点。

　　另一种特殊化“知识分子”的观念，则与我国过去“左”的政治和政策有关。我国以前流行的知识分子概念，如《辞海》1989年版界定，是指“有一定文化科学知识的脑力劳动者。如科技工作者、文艺工作者、教师、医生、编辑、记者等”；同时它特别强调“知识分子不是一个独立的阶级，而分属不同的阶级。”这种界定虽以“学历加职业”为标准，看起来比前者多了些客观性和确定性，但也隐含着自相矛盾之处。如：既然“有一定文化科学知识的脑力劳动者”就属于知识分子，为什么却不包括有相当学历的官员、职业政治家、管理者、企业家和商人？对“一定科学文化知识”该掌握何种标准？是初高中文化，还是大专以上学历？等等。而那时实际强调的，则是“知识分子是毛不是皮，毛总要附在皮上”，即认为知识分子不属于社会主体的一个成分，而是一个自身没有独立地位和意义的特殊“对象”，对它或“拉”或“打”，都以阶级斗争为纲。在这种语境下，更使“知识分子”这个名称带上了某种社会异物感与政治歧视的味道。

　　无论“精英”论还是“皮毛”论，“知识分子”都被赋予了片面的性质，使之长期处于社会主体和主流视野之外，成了仅仅为政治和意识形态斗争服务的工具概念。这暴露出了概念本身的非科学性和不彻底性。如果说，这种特殊化了的“知识分子”观念是一定社会历史阶段上的产物，那么在现代社会生活中，情况已经有了根本的改变，使它日益成为一个落后于时代的扭曲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