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外交”理念在中国日益热络 人性化成特色

　　公共外交2010：“中国故事”背后的故事

　　北京，朝阳门南大街2号，一栋灰白色大楼的三层，外交部发言人在此主持每周两次的例行记者会。楼上，格子间整齐划一，“公共外交办公室”铭牌的背后，主任魏欣正与同事讨论来年的工作。

　　刚满周岁的这个机构，正是“公共外交”理念在中国日益热络的明证。十年间，从“网络处”、“公众外交处”、“公共外交处”到“公共外交办公室”，名称变换的背后，是中国对推进公共外交，向世界讲述“中国故事”的越发重视。

　　为什么要讲“中国故事”？

　　2010年，随着中国国力增长，国际地位上升，某些巨大的“心理落差”演化为外界对中国的“战略疑虑”。

　　“中国的和平发展必将走过一条荆棘丛生的道路。面对日益升腾的战略疑虑，我们既需要官方的政策宣示，同样需要借助公共外交，从战略层面解疑释惑。”中国公共外交的倡导者和践行者吴建民说。

　　1985年，时任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参赞的吴建民第一次在海外走上讲台。“几次演讲下来，我从听众依旧疑惑的眼光中发现，光讲政策不行，一定要讲故事，以理服人，以情动人。”

　　在“国家故事”的讲坛，中国无疑是个刚发力的后来者，需要走出一条符合自身特色和发展现状的道路。

　　——“中国故事、国际表达。”全国政协外事委员会主任、国新办原主任赵启正如此建言；

　　——“对中国的挑战就在于，提出一整套‘源于中国、属于世界’的核心价值观。”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教授王义桅在年初创办的《公共外交》季刊上刊文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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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中国政策研究项目主任沈大伟则认为，中国的公共外交正在令传统外交手段更加完善。

　　谁来讲述“中国故事”？

　　2009年4月1日，伦敦，二十国集团领导人第二次金融峰会即将拉开帷幕。上午8时，中国代表团新闻中心在此启用，被海外舆论视作中国官方首开直接向海外媒体和公众“发声”的先河。

　　2010年，从伦敦起步的“中国代表团新闻中心”成为重大多边外交场合必有的表达中国立场的场合。中国声音远传到纽约、巴西利亚、塔什干、多伦多、首尔、横滨……

　　从发改委、商务部、农业部等部委高官到职业外交官，中国代表团新闻中心向海外媒体提供最权威的解读；从便捷的网络服务到香浓的咖啡，前来采访的记者感受到便利和全面的服务。

　　外交部公共外交办公室成员赖兴回忆，日本横滨亚太经合组织会议期间，中国代表团新闻中心天天都是“最晚收摊儿”的，这“让我们觉得很对不起来帮忙的中国留学生，他们要连夜赶回在东京的宿舍”。

　　“今年以来，我们的新闻中心无论是活动频率还是受关注度，都是发展中国家中最高的，与美国、欧盟等发达国家和地区相比也并不逊色。”回想不分日夜的工作，已在外交一线工作15年的赖兴仍感慨万千。

　　2010年，从全国人大到全国政协，从地方政府到各种智库，公共外交的主体不断延展；从上海世博到广州亚运，国内举行的大型国际活动同样成为公共外交的宽广舞台。

　　“国家领导人、各级官员，以及大型活动组织者、工作人员、志愿者，乃至数以千万计的普通民众，都是活跃在这个舞台上的公共外交积极参与者。”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会长陈昊苏说。

　　如何讲好“中国故事”？

　　对中国的政策制定者而言，讲述“中国故事”除了借力发力，更需要增加亲和力和感召力。在吴建民看来，“人性化”的视角和叙述方式，正是当代中国公共外交最需要的特色。

　　2010年，无论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在国际主流媒体投放国家形象宣传片、文化部门在海外举办“欢乐春节”，教育部门在各国开办孔子学院，甚至是外交部“蓝厅”门外书架上摆放的各种以“中国”为关键词的外语刊物，都在以“润物细无声”的方式推进公共外交。

　　北京桥艺术中心董事长、GBD公共外交文化交流中心执行会长马振轩认为，民间组织甚至普通百姓作为“中国故事”的讲述者，将更加贴心。

　　马振轩管理的中心位于车水马龙的四惠桥边，一栋并不起眼的平房里别有洞天：不仅有可容纳数百人的宴会大厅，贵宾会客间里还挂满了数十张各国政要和驻华外交官来此参访的照片。

　　通过与中国前外交官联谊会的合作，马振轩看到民间机构参与公共外交的巨大优势。“我们的特点是在交流中以尊重对方为基础，以感情交流为主线，这更容易拉近我们与外国驻华机构和民众的距离。”

　　温家宝总理2010年12月访问印度之前，GBD公共外交文化交流中心承办了“中印文化节”，受到印度驻华大使苏杰生等人的好评。

　　如果能做到政府和民间机构“两条腿走路”，不仅可以建立更为长远的感情基础，还可为双方商业机构搭建交流的平台。“这也是动力，巨大的动力。”马振轩说。(廖雷 张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