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对外援助统筹国内国际 为“走出去”铺路搭桥(2)

　　坚持原则不动摇

　　政治上相互尊重、平等相待；经济上互惠互利、共同发展；既量力而行，重信守诺；又形式多样，注重实效——谈及新时期中国的援外工作，相关权威人士表示，这样的核心原则不能动摇。

　　“这既是多年来我们从事援外工作得出的最大心得，又是未来援外工作顺利进行的基本保证。”从上世纪60年代周恩来总理首次提出“八项原则”至今，这样的思想一直贯穿于中国的对外援助。

　　1950年，新中国刚刚成立不久，百业待兴，然而波澜壮阔的援外事业，却已经拉开了帷幕。根据已经解密的外交档案，上世纪50年代，在我国一些驻外大使馆来电及外交部上送报告中经常能见到这样字句——“某某国‘要求中国提供’、‘请求中国援助’、‘请求我给予’、‘要求我援建’

　　“虽然我们当时也是‘一穷二白’，但中国政府对于这样的要求总是尽量满足，就算自己节衣缩食，也一定要尽力帮助兄弟们。”采访中，商务部研究院发展援助研究部主任薛宏告诉本刊记者，新中国成立后，东西方强烈的意识形态对抗迫使中国必须争取更多国家的承认，加强和密切同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关系，以便打破西方国家对中国的孤立。对外援助在当时成为中国同非共产主义国家保持接触和联系的最重要的渠道之一。

　　而随着中国对外交往的进一步拓展，对外援助也有了新的发展。1964年1月14日，周恩来总理在同加纳总统克瓦米·恩克鲁玛会谈时，首次提出了中国对外援助的“八项原则”。

　　在受访专家看来，中国对外援助“八项原则”在国际经济合作领域中独树一帜，尤其是其字里行间渗透着的两条最基本的原则——平等互利和不干涉内政、不附加任何条件，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通过中国援助，饱受殖民统治的前殖民地国家更好地了解并理解了中国，“中国援助”因而成为与其他西方援助截然不同的发展资源。

　　广交朋友的中国终于在20世纪70年代迎来了一次国际力量对比的历史性转机：中国在遭受了来自西方各种势力挤压和围堵20多年后，被第三世界的朋友们“抬进了”联合国。

　　然而，虽然意义重大，但大量的对外援助，在一定程度上脱离了当时中国的国情和经济实力。

　　有人曾作过统计，1967年中国对外经济援助占国家财政支出的4.5%，1972年达51亿多元，占财政支出的6.7%，1973年更是上升至7.2%，超出世界上最发达、最富裕的国家对外经济援助的比例。

　　“必须承认，一直到改革开放之前，中国在对外援助方面，经济因素考虑的很少，主要还是政治挂帅。”薛宏说，改革开放之后，中国在国际援助领域里的位置有了显著的不同——既是受援国也是援助国，而且很多对中国的援助来自于发达国家。由此带来的一大影响是，“从西方对华援助那里，中国学到了许多对外援助的先进经验和手段。”

　　很快，中国的对外援助政策和方式进行了改革和调整，并于1983年初提出了“平等互利、形式多样、注意实效、共同发展”的思想主张，对外援助的经济意义超越了对政治利益的诉求。

　　一方面减少数量，注重实效，将促进受援国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作为重点；另一方面也推动中国和受援国之间的经济技术合作，以达到共同发展、共同繁荣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