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每日电讯：走出口水烦恼 理性看待“幸福感”

　　既然幸福是主客观交织在一起的产物,提升它也就注定要靠政府、社会氛围、自我调试等多个维度共同努力。一股脑都推给谁,也不合适。最大限度地达成共识,形成合力,而不是左右撕扯,才能让最广大成员都找到真幸福

　　19日人民网消息,国内一份名为《2010年中国城市居民幸福感调查》显示,七成半被调查者自认“幸福”,女性、老年人、本科以上学历者以及负责人群体幸福指数相对较高。但报道也指出一些数据与国外研究相反。欧盟一项幸福指数调查更是将中国在150个国家中排名第128位。(据新华网)此前荷兰、美国一些大学公布的数据,说中国人的幸福感在下降。而在一个多月前,央视公布的一项抽样调查称,大约有44.6%的中国民众觉得自己幸福。

　　结论不一,难免争议。或许你已经发现了:“幸福”“幸福感”正成为这个时代的流行词语,却也正在沦为当下最说不清楚、很难有共识的概念。

　　当说幸福的时候,我们到底是在说什么?

　　拜年时,我们说,祝你幸福。

　　上任时,官员说,让人民幸福。

　　很多地方称,他们要打造“幸福XX”。

　　可什么是幸福?你幸福吗?这不只是白岩松的疑问,也是这个社会的疑问。

　　积极数据说,民众幸福感当然是连年增加,日子越过越好,岂能不幸福?消极数据说,民生压力还很大,很多事情不公平,岂能乐滋滋“被幸福”?

　　前者指责后者,“端起碗来吃肉,放下筷子骂娘”,是人心不足。后者指责前者,“阿Q精神”“小富即安”,是不思进取。

　　于是,关于国人“很幸福”的数据,会被一些人津津乐道；关于还有很多国人“不幸福”的说法,会被另一些人反复咀嚼。

　　每一次关于“幸福感”“幸福城市”的消息发布时,都必然激起一摊口水。有时候又鸡同鸭讲,各说各话。

　　这成为“幸福”的烦恼。

　　短期看,想要达成共识,很难。

　　应该习惯于“多个维度”谈论幸福。

　　理性地看,这注定不是一个可以用嘴巴之争解决的命题。

　　最现实的办法,应该习惯于在多个维度上去看待各种数据。

　　你得承认,这的确有社会心理的原因。

　　哲学家说,幸福是一种感觉,上午和下午感受都不一样。很多时候,也需要自我调试和社会调整。沿着这种思路,哲学家赵汀阳就认为,现代消费主义的宣传(比如影视作品展示了10%人的生活、消费广告刺激了大家的无限欲望),造就了“难言满足”的欲望。另一些心理学者说,很多幸福感就流失在“对比”之中,就如这次调查所验证的,收入分配是否“公平合理”成了影响幸福的重要因素——而不是收入是否“充足”。

　　这种“感觉说”,不是没有道理——倪萍九旬的姥姥会为一件小事感到幸福无比,倪萍找到的答案就是“幸福要求太低”。在某些调查中,女人、老年人幸福指数较高,最发达地区幸福指数比落后地区指数还低,可能也与“欲望”有些关联?

　　你更得承认,幸福和某些“硬件”有更直接的关联。

　　工作、收入、福利保障、医疗、教育……尽管还没有办法将这种关联一项项精确量化,但多家研究都承认,基础的经济收入、生活保障等,都成为幸福感的“策源地”。正如大作家列夫·托尔斯泰所说的,“不幸的家庭各不相同,幸福的家庭却是相似的”。如果漠视这些,只拿增长的GDP和无限的“欲望”说事儿,恐怕确实离阿Q不远了。

　　分清这两点,这个社会或许可以对各种“幸福说”多一份心平气和了:

　　强调幸福的数据,更多是在强调发展与进步；强调“不幸福”的数据,更多是在强调不如意的地方；强调“心理”的说辞,是在强调抵制欲望的无限；强调“社会”的说辞,是在强调公权力的作为……

　　既然幸福是主客观交织在一起的产物,提升它也就注定要靠政府、社会氛围、自我调试等多个维度共同的努力。一股脑都推给谁,也不合适。形成合力,而不是左右撕扯。

　　百姓若说不幸福,政府部门能够做什么。

　　当舆论一再质疑“被幸福”的时候,媒体终于如此发问。

　　政府的职责,显然就是努力消除影响幸福的因素,排掉包括住房、上学等生活中一个个的现实障碍。如果努力成效感受不够,过分强调“非常幸福”的数据,就难免遭遇民意的一些逆反。从此意义上讲,幸福感更应该多让民间去说。

　　根据《环球时报》一篇《全球大国争着用“幸福感”揽人心》的报道,幸福感还真不是一个空幻的概念,评价体系做得好了,正向意义很明显。今年广东提出了“幸福广东”目标,据说还要制定一系列指标体系。这或许是个借鉴——幸福感受或许是说不清楚的,但政府部门可以为提升幸福做哪些事情,是可以说清楚的。这可能是更有意义的一些“指标”。

　　梳理广东媒体为政府开列的清单:保护环境、在教育医疗上多投钱、多些公共服务、鼓励创造财富多发工资……读着读着,豁然开朗,一言以蔽之,就是把百姓福祉放到第一位,老百姓高兴的事儿,多做；老百姓不高兴的事儿,少做,最好不做。再往根本上讲,也就是管住权力,守住本分。各地制定落实十二五发展规划,应将此作为精神指向。

　　搞出这些指标干什么呢?就是用它来评价政府工作。指标上升了,说明工作做得好,指标下跌了,就需要检讨对百姓的承诺,甚至引入问责——这些指标比“幸福感”更好把握啊。

　　尽管“影响幸福的指标”也不尽科学,指标权重确定也难免有所偏差,但这种分解,起码可以让影响幸福感的变量更容易捕捉一些。而一旦将民意等纳入这套评估体系当中,及时对老百姓不满意的地方进行改革,也能让民众心理失衡及时得到回应,避免郁闷的积累。

　　同样要紧的是,当我们努力去做的时候,也可以避免“幸福与否”的口水斗争无限蔓延,让大家更从容地去思考提升幸福的工作,哪些是政府的,哪些是社会的,哪些属于自我内心的。(毕诗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