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党建科学化”几个问题的问与答
本期邀请陈红太、姚桓、龚云同志作答
●为什么说“科学化”是党建的首要任务？
●怎样理解党建科学化与民主执政、依法执政的关系？
●为什么说“执政的考验”是长期的、复杂的、严峻的？
●我们面临的外部环境出现了哪些新情况、新考验？
●怎样才是真正的解放思想？
1.为什么说“科学化”是党建的首要任务？
胡锦涛“七一”讲话用很长篇幅就如何“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提出了“五个坚持”。为什么要如此强调党建的科学化？
我们知道，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相对应的就是党的执政建设科学化、民主化和法治化。显然，科学化排在党的执政建设第一位。
总结我党科学化建设的历史经验，在毛泽东时代最主要的就是“实事求是、群众路线、批评和自我批评”三大作风。这三大作风是保持我党作为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先进性的最显著标志。在市场经济建设和经济全球化时代，我们应该如何解释和总结执政党建设的科学化规律?除了我们必须坚持的党的优良传统外，还有哪些是决定执政党兴衰成败的最重要的因素?这就是“人才”问题、“腐败”问题、“制度”问题。一个执政党能不能“任人唯贤、广纳人才”、把最优秀的先进分子尤其是青年才俊吸收入党并在党的各级工作岗位上施展才华，是决定一个执政党能否实现可持续执政和长治久安的关键。而预防和遏制权力腐败和乱用，做到“党要管党、从严治党”是对市场经济条件下执政党的又一个严峻考验。过去对腐败问题经常用“生死存亡”表述，体现了我们党对这一问题的认识是清醒的。权力腐败，党性不容、国法不容、人民不容。党的执政和政府的公信力不仅与执政能力有关，更与廉洁公正有关。贪赃枉法、偏私不公的执政、执法、司法，绝不会赢得广大人民群众的真心拥护和信任。而制度建设是我们党吸取“十年内乱”带来的沉痛教训得出的必然结论。党的思想、组织、作风、廉政建设，哪一方面都离不开制度建设。只有把党的各方面建设的好经验好做法制度化、规范化和程序化，才能使这些经验和做法成为可持久坚持并在完善中不断发生效用的制度机制。
2.怎样理解党建科学化与民主执政、依法执政的关系？
党的执政科学化的经验阐释和优先强调，并不意味着党的执政民主化和法治化建设是可有可无、可容可缓的事情。党的执政的民主化和法治化，不仅是党的执政信仰的价值追求的集中体现，更是党的执政能力的实践落实。以民主的方式执政和以法治的方式执政，不仅是市场经济建设对党的执政理念和能力的必然要求，而且是已经被我国各地实践反复证明的党实现有效执政的最佳方式。民主的执政不仅在理念上体现为人民执政和依靠人民执政，实际上还具体体现为党的各级组织和领导人能否自觉并熟练运用现行的人民当家做主制度——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和基层群众自治等制度，并把人民群众和社会组织等各方面力量组织动员起来，在科学发展和维护稳定、满足人民群众的民生权和民主权方面，最大限度地发挥这些组织和人民参与的功能和作用。真正做到人民的事情人民办，人民的事情靠人民。法治的执政就是把党的执政行为纳入到法治规范和监督的制度框架内，不仅使党的执政行为在宪法和法治的范围内活动，更要使党的执政行为自身“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依法监督”，把党的执政行为实实在在地纳入到法治规范的制约和监督之下，实现党的执政的法制化、规范化和程序化。
(以上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所研究员陈红太作答)
3.怎样才是真正的解放思想？
解放思想作为党的思想路线的重要内容，是有科学内涵和明确要求的，即“以实践来检验一切，自觉地把思想认识从那些不合时宜的观念、做法和体制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从对马克思主义的错误的和教条式的理解中解放出来，从主观主义和形而上学的桎梏中解放出来”。
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说：“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石破天惊的论断，冲破了把市场和资本主义划等号的传统思维定式，为确立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目标的改革模式扫清了思想障碍。这是以思想解放推动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的生动例证。
解放思想的标准是实事求是、尊重客观规律。解放思想与实事求是相依为命，解放思想是达到实事求是的途径和条件;实事求是是解放思想的标准和根据。大跃进时期丢掉实事求是去搞“思想解放”，曾闹出“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的笑话。现实中一些盲闯蛮干包括突击性开发、为招商引资而搞的“政策优惠大战”、追求不切实际的高速度、高指标以及各种短期行为等等，是对实事求是的背离、对解放思想的歪曲，会遭到客观规律的惩罚，结果只能是欲速不达、劳民伤财。
解放思想的目的是落实党的宗旨，促进发展、造福人民。新阶段呼唤新的解放思想，是为了更好地贯彻科学发展观，核心是如何做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的成果由人民共享。据报道，有的城市发展中出现一种“强拆论”，认为“没有强拆就没有中国的城市化”，“没有强拆就没有新中国”，在这个奇谈怪论支配下，个别官员把行政法规当作发展的羁绊，甚至鼓吹为拆迁而“良性违法”，有的酿成命案。其实，在城市发展中，人民生活的提高，幸福、尊严和各种权益的实现，远比工程进度和城市面貌改变更重要，前者不仅是发展的目的，而且是可持续发展的保证和动力。“强拆论”实质是把发展同人民利益对立起来，是对科学发展观的亵渎，因而绝不是什么思想解放，而是思想的倒退和混乱。
(以上由北京党建研究基地首席专家姚桓作答)
4.为什么说“执政的考验”是长期的、复杂的、严峻的？
我们党经过漫长的革命，付出了无数的牺牲，才成为在全国执政的党。据统计，从1921年7月到1949年10月新中国成立，在民主革命中牺牲的有名可查的党员达370多万。正是因为取得了执政的地位，党才能够发挥社会主义制度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带领中国人民取得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巨大成就。但是也应该看到，执政对我们党也意味着是一种严峻考验。因为执政，就存在权力的诱惑。权力是一把双刃剑，容易造成腐败，使党反腐败难度加大；因为执政，容易形成官僚主义、文牍主义、等级主义；因为执政，民众要求高，容易成为矛盾的焦点；因为执政，容易陷入事务主义，导致党政不分，难以做到党要管党。从中外历史来看，中国封建社会之所以会发生周期性的王朝更替，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历代王朝都没有经受住执政的考验。苏联东欧剧变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这些国家共产党没有经受住执政的考验。
5.怎样理解改革开放带来的新挑战？
我国过去30多年的快速发展靠的是改革开放，未来发展也必须坚定不移地依靠改革开放。但是，改革开放也给我们党带来了诸多挑战。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党所处的环境和条件与过去相比发生了很大变化。社会经济成分、组织形式、就业方式、利益关系和分配方式日益多样化，各种思想文化相互激荡，经济、社会生活出现了许多以往未曾遇到的新情况，党员队伍也发生了重大变化。社会经济成分多样化冲击着党的执政基础；社会组织形式的多样化，使人们选择多样；就业方式多样化、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多样化，促进人们自主意识、竞争意识、效率意识、民主意识和权利意识觉醒，导致人们思想活动独立性、选择性、多变性和差异性增强；物质利益和分配方式的多样化，使得群众自主性增强，对党的依赖减弱。这些新情况使得传统比较有效的党建办法受到挑战。
6.市场经济带给我们的考验具体有哪些？
市场经济的存在和发展不可避免地带有一定的自发性和盲目性。市场经济可以强化人们的功利性，使人们过分追求物质享受，而忽视精神追求；市场经济强化成本意识，增强了党建活动的物质约束，党建需要成本，需要资本的支持；市场交换原则延伸到党内，易致权力市场化。市场经济作为商品经济的高级形式，它产生的一系列思想、观念和原则，渗透到党员的心理行为之中，进入党内运行机制，与党性原则发生一定的矛盾，造成党员心理上的强烈反差。这种反差具体表现为：商品经济的等价交换原则与党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的冲突；商品经济追求利润的冲动与党性要求以人民利益为第一的冲突；等等。
7.我们面临的外部环境出现了哪些新情况、新考验？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充分享受到走向世界的好处，最大限度地利用了外部的资源、市场、技术和人才，促进了我国的快速发展。随着我国对外开放力度的加大，党越来越面临着外部环境的严峻考验。特别是在我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之后，这种外部环境的考验更加严峻，这从国际舆论中出现的“中国威胁论”、“中国责任论”可管窥一斑。现在，全球思想文化交流呈现新特点，发达国家在经济、科技等方面仍占优势，综合国力竞争和各种力量较量更趋激烈，不稳定不确定因素增多。所有这些外部环境的考验，对我国发展和党的执政环境产生重大影响，必须正确应对。
8.如何有效应对“四大考验”，跳出历史“周期率”？
面临“四大考验”，党必须牢记：党的先进性和党的执政地位都不是一劳永逸、一成不变的。全党必须居安思危，增强忧患意识，勇于变革、勇于创新，永不僵化、永不停滞，继续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全党必须认识到：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党的建设，是全党的重大政治责任。在党的建设面前，每个党员都是主人，而不是“看客”。只有全体党员都担负起党的建设的重任，我们党才能有效应对“四大考验”，化危机为转机，才能永葆青春活力，跳出历史“周期率”。
(以上由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副研究员龚云作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