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张薄薄的便签，很快画满圈圈点点，平面图上，新中国一代科学家渐渐显现出来。
正是在这片荒郊上，他们一手创建了中国现代科学的研究所群落，其中包括中科院近代物理、地球物理和应用物理三个研究所，号称科学城中第一楼的原子能楼，实验生物研究所、水生生物研究所、海洋生物研究所，四个社会科学研究所——文学所、经济所、语言所和哲学所；他们也完成了“两弹一星”、“中国综合自然区划”、“质子静电加速器”、“地质部地球物理勘探(发现大庆油田)”等重大科技项目，使一些学科完成了在中国从无到有的发展过程。
他们像是再普通不过的人，在大街上走着，根本看不出来是大科学家
“他们是当之无愧的民族脊梁，”柳怀祖说，“又是普通得再普通不过的人。”他总记得，那些叔叔伯伯在楼梯上遇到，就“老张、老王、老李”地打着招呼，“在街上走着，哪能看出是大科学家”？
其中的很多故事和细节，说起来让人难以置信。上世纪50年代中期，中国生物物理学的奠基人贝时璋等4位学部委员每周都在院子里等一辆吉普车，去文津街的科学院上班；每天早上，钱三强都会准时出现在中关村小卖部门口，排队领取牛奶，中午又出现在中关村小学的街道食堂里，为外孙们打饭，直到生病住院的前一天；《中国植物志》的主编林镕一年中的大部分时间，午饭都是包子——原因是他去食堂排队总有人让位，他故意去晚，学生又把饭端到办公室，最终他只好夏天吃凉包子，冬天把包子放在暖气上，以至于大家都知道“林伯母每天早上5点就起来蒸包子”。
据王遵明回忆，父亲王淦昌在生活上从没有什么要求。家里用的桌子和柜子，油漆大都已经脱落。父子俩有段玩笑话：“家里连小偷也不愿光顾，倒是挺安全的。”
柳怀祖也回忆，直到父亲去世，家里都没有像样的家具，贮存物品用的还是父亲1949年回国时装书的旧木箱。无论是在生活享乐方面，还是场面派头方面，他们都没什么诉求。正如贝时璋所说，“学问要比胜似我者，生活要看不如我者”。
“那时的氛围和现在不一样。”柳怀祖表示，近年来发生的校长剽窃论文之事，在父辈们的时代是不可想象的。几年前他为父亲出版纪念论文集，很多学生要求在一些本由他们署名的文章加上大纲先生的名字后收入该论文集。
“很多论文是他的思想，是在他的指导下完成，甚至有他很多的工作。但他坚决要把自己的名字抹去，不像现在的有些导师。”柳怀祖说。
1951年，著名物理学家小居里夫人的弟子杨承宗揣着导师亲自颁发的博士学位回国，带着一家老小住进了中关村13号楼105。在儿子杨家雷看来，一家人挤在木凳、床板搭就的“铺板床”上睡觉、经常入不敷出的生活并没有消磨父亲的精神。
这位因留学法国而得名“法杨公”的学者曾因担心同事、学生受到辐射，亲自进行最危险的工作——直接暴露在镭溶液高强放射的照射之下。在操作时，他嘱咐身边的人站在他背后，这样他可以挡去一部分射线。当时，在场数人都记住了这位“原子能功臣”宽厚的肩背。
这件事做得太迟了，我的儿子都未必知道他爷爷的事儿，更别说我的孙子了
“这件事做得太迟了，我的儿子都未必知道他爷爷的事儿，更别说我的孙子了。”柳怀祖提起来很是遗憾。
2010年，答应一个月交稿的郭沫若之子、理论物理学家郭汉英突然与他失去联络。他把电话打过去，才得知郭汉英去世，遗物中留下的书稿也成为遗作。他又花大力气去寻找分析化学家梁树权和高分子物理学家钱人元的后人，一无所获。
不仅如此，起初郭沫若和顾准等人的后代因为不想触及伤痛回忆，都不愿参与写作。不少交稿的科学家后人，又因为对“文革”怀有心结，表示无法“就科学家写科学家”。为此，柳怀祖专门召集老友们开过两次座谈会，强调将眼中和心中的科学家们“还原”。
郭汉英在《忆郭老二三事》一文中，并没有对世人对郭沫若的评价做出解释。在写到1969年“批判爱因斯坦相对论”风波时，他突出了父亲的无奈和坚决：“公开反对批判相对论难以奏效，而默认这种愚蠢的批判泛滥下去，后果将更为严重。”文末他总结说：“时代造就了郭老，郭老也反映了时代。”
其实对柳怀祖自己来说，父母在“文革”期间被诬陷为“美国特务”的经历，让他至今心有余悸。当时，柳大纲被“四人帮”隔离审查：“如果你不是特务，你为什么要放弃国外那么好的条件回来？”这个问题令老教授哑口无言。
1958年，顾准被打成了右派，一家人在特楼住不下去了，就搬到顾准妻子汪壁在建筑工程部的住所；童第周、柳大纲先后在“文革”期间被赶了出来，被迫迁进不到10平方米的小屋；1970年，真菌学家邓叔群带着淤血与伤痕在14号楼105中去世；杨承宗直到1994年还住在14楼宿舍，冬天冷得老人把棉背心缠在腰间。
如今，大师们的背影早已远去，特楼大多为出租户所居住。敲开13楼一层住户的门，或拉住楼前散步的老者，问“贝时璋是谁？王淦昌是谁？”反应都是摇摇头。记者 秦珍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