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的话】
“政务公开”这一今年政府改革中最引人注目的焦点，也成为近期人民日报观点版的关注重点。自8月11日起，我们就“如何推进政务公开”这一话题，刊发了4篇“本报评论部”文章，分别是《用公开透明推动改革大业》、《公开透明重在对接社会需求》、《政务公开呼唤“参与型公民”》、《以“制度供给”呼应参与热情》。9月8日至9月22日，我们又在“人民观点”栏目推出“省市领导纵论政务公开”特别策划，约请在政务公开方面走在全国前列的上海、重庆和广东的主要领导，介绍经验和体会，与读者分享他们的思考与困惑。然而，在采、编、评的过程中，我们也发现，有一些地方对“谈公开”颇有顾虑，对此，我们今天再刊发“本报评论部”文章，透析这种“不愿”、“不敢”的心态，以此作为“如何推进政务公开”与“省市领导纵论政务公开”两个系列文章的总结篇。
——本报评论部
作为中央要求，政务公开正从中央到地方迅速推开，“政务”走向透明化，“公开”渐成常态化。然而，现实中，对公开的认识仍有深浅之分，公开的做法仍有高下之差，公开的效果因而也就有了好坏之别。
9月8日至9月22日，观点版推出了三期“省市领导纵论政务公开”特别策划，沪、渝、粤等省市领导畅所欲言，发表了不少真知灼见。但也有一些地方，对“谈公开”顾虑重重，或是做了也不说，或是不做也不说，不愿甚至不敢向公众坦诚交底。这样的心态，让人深思。
公开是改革大势。形成现代行政方式、培养参与型公民、增强政府公信力，都离不开公开。为进一步改革积累民意资源和经验基础，对社会进行民主政治的理念教育，信息公开对于政务改革可谓举足轻重。如果连政务公开本身的思路、目标、措施都不敢公开、不愿公开，又如何能体现公开的诚意、保障公众的知情、获得社会的认可？
为什么不敢谈公开？一些地方认为，像其他一些工作一样，政务公开应该多做少说，甚至只做不说；也有一些领导干部表示，不敢谈公开是担心“枪打出头鸟”，将自己推到聚光灯下，意味着要接受更为严苛的打量，要面对公众更高标准的要求。
这样的心理，正是公开工作中需要破除的障壁。工作中，“做”是第一位的，但在“公开时代”，一个不会说、不及时说、不充分说、不坦诚说的政府，也不可能适应民主政治需要、满足公众知情诉求。在信息公开的问题上，“说”就是“做”。公开前给出承诺、公开中加强沟通、公开后反馈结果，以坦诚相待、实事求是的原则，边说边做、边做边说，政务才能始终呈现在监督的阳光下、公众才能不断增进对政府的信任感，公开也才能在交流互动中促进良治。
今年中央部门“三公经费”首次公开，虽然存在一些问题，仍然赢得社会赞赏的掌声；从浙江温岭、四川白庙到新疆阿勒泰，地方的公开实践也都在公众、媒体的支持中前行。这些都说明，对在政务公开方面先行一步的“出头鸟”，公众是宽容和赞许的，乐闻其言，愿见其行。即便会有批评、会有质疑，也大都有着希望公开工作更完善、更规范的良好出发点。这种对政府和社会事务的监督、互动和共建，本来就是公开必然的延伸。
相反，那些不敢作为、不愿作为的，往往会引来种种猜测、质疑。前段时间，政府主导下的慈善事业遭遇尴尬，故宫等文保单位陷入“重门”。这些领域过去较少被关注，公开意识不强。出现问题，既没有主动的应对，也缺少必要的公开，往往会陷入民意的漩涡。无论是慈善事业、文物保护，还是同样“冷门”的社保事务、公共设施建设等，都需要相关机构和政府管理部门把公开的工作做在前面。如果害怕“枪打出头鸟”，对于公开“谈之色变”，怎能以公开跑过危机？
公开潮流，不可逆转。一旦公开，就再也回不到那种封闭的状态。从政务公开，到社会事务公开、党务公开等等，只能一步步向前，任何固步自封都是倒退。我们期待，那些不敢谈公开者，能以更大决心和勇气，推动政务公开这一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的前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