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留守之困”反思城市化的失误
在推进城市化的进程中，应该把更多的资源向小城镇倾斜，合理布局，建设许许多多特色鲜明、有产业支撑、可持续发展的小城镇，以它们来落实城乡统筹，使它们成为千千万万“转型农民”及其家庭安居乐业的家园。如此，才有可能从根本上破解“留守之困”
最近，湖南娄底市双峰县发生了一起触目惊心的事件：奶奶在家暴亡，1岁8个月大的女孩小梦，伴尸达7天之久无人过问，直到在数百公里外打工的父母匆匆赶回……此时，奶奶的遗体已经开始腐烂，孩子浑身爬满蛆虫，更由于7天未进食，已经奄奄一息。所幸，经过长沙湘雅二医院医生的全力抢救，小梦最终从生死线上被拉了回来。
平均每4个农村娃中就有1个多留守儿童
这起极端事件，凸现出一个不容回避的现实问题：“留守之困”。它已经成为当前社会管理中的一个突出问题。有关数据显示，我国留守儿童的总数约为5800万，其中14岁以下的超过4000万。目前，留守儿童占全部农村儿童总数的28.29%，平均每4个农村娃中就有1个多留守儿童；其中，0-5周岁农村留守幼儿约占全国农村同龄儿童的1/3，集中分布在中西部人口大省。
“留守儿童”大多由爷爷、奶奶监护，由于老人有心无力、教育不当，他们中不少人内心封闭、情感冷漠、自卑懦弱、缺乏爱心、冲动易怒，而监护他们的“留守老人”自己体弱多病，缺乏关爱，在生活上和心理上同样存在很多问题。前面所讲的小梦奶奶王立春，虽然年仅45岁，但突然猝死，成了小梦永远的噩梦。
对于“留守之困”，我们当然应该批评农村基层政府的责任缺失，批评邻里关系的淡漠冰冷，批评城市对农民工进城设置的“门槛”太多，等等；但从经济社会发展的全局来看，这是我国城市化失误造成的一个后果。
为什么不能让农村人就近打工同时照顾家庭？
以小梦的家庭为例，孩子的父母常年在长沙打工。他们为什么要撇下祖孙二人？因为种田不赚钱，而大城市有很多就业机会。为什么不带上祖孙二人一起进城？因为，大城市的生活成本太高，这个家庭负担不起。为什么大城市的生活成本太高？因为涌入人口太多，不但抬高了维持基本生存之需的吃、住等的价格，而且很多大城市基础设施已不堪重负，为了减轻交通、环境、住房等的压力，不得不采取很多限制性措施。追问到这里，关键问题就浮现出来了：为什么不多建一些小城镇、让农村剩余劳动力就近打工同时照顾家庭？
笔者作为上海市政协委员，今年初曾为一个提案《关于以新城建设为重点提升城乡统筹水平、构筑区域协调发展新格局的八项建议》，深入上海郊区几个乡镇调研。那些乡镇都聚集着十多万外省来沪的务工人员，笔者询问了多位农民工兄弟，得到的回答，几乎都是上面那些。笔者认为，中国城市化的失误，正在于多年来热衷建设大城市，而忽视了小城镇的建设，这是造成今日“留守之困”的深层次原因。
在现代化的进程中，劳动力从乡村向城镇流动、从第一产业向二三产业转移，是必然趋势。但中国的城市化不能脱离基本国情，必须看到，中国是一个人口大国，也是一个农业人口的大国，是一个幅员面积辽阔的大国，也是一个城乡差距巨大的国家。这就决定了我们推进城市化，不能简单地把农村剩余劳动力引入特大城市、大城市，而应该让特大城市、大城市、中等城市、小城镇合理布局。所谓“合理布局”，既要使“特大、大、中、小”在数量上呈金字塔结构，也要在空间上在东部、中部、西部合理分布。这样才能使人口梯度转移，呈科学有序状态。
“重大轻小”的城市化已经暴露出种种弊端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异军突起的乡镇企业吸纳了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一些小城镇曾繁荣一时，农民就近打工，安居乐业。然而，随着大批乡镇企业衰落倒闭，近十几年来，我们的城市化出现了另一种场景：大批农民工不远千里涌向特大城市和大城市，造成了城市拥挤和乡村的凋敝。而一些地方政府在推进城市化进程中存在贪大求洋的心理。有报道说，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有80多个城市先后提出“建设国际大都市”，甚至许多中小城市也当仁不让，不遗余力地打造“百万人口大城市”。正是在这种贪大求洋心理的驱使下，城市越建越大，虽然人才、资源、资本等生产要素快速集聚，产业布局也加快倾斜，但我们的小城镇日渐萧条，农民只能舍近求远谋生，造就了无数家庭骨肉分离的现状，也不断出现类似小梦家的悲剧，使“留守之困”逐渐成为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
时至今日，这种“重大轻小”的城市化做法已经暴露出种种弊端，应当引起高度重视。在推进城市化的进程中，应该把更多的资源向小城镇倾斜，合理布局，建设许许多多特色鲜明、有产业支撑、可持续发展的小城镇，以它们来落实城乡统筹，使它们成为千千万万“转型农民”及其家庭安居乐业的家园。如此，才有可能从根本上破解“留守之困”。(屠海鸣 作者为上海市政协委员、中华海外联谊会理事、上海市侨联副主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