聚焦广东南海第三次改革浪潮：给农村“松绑”(2)

　　集体经济组织“绑架”了党组织和自治组织

　　南海是康有为的故乡。这位“南海先生”以“公车上书”拉开晚清改革的序幕。事实上，南海也一直是中国农村改革的“急先锋”。

　　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实行后不久，南海的农村就受到广州等发达地区的影响，村集体纷纷创办集体企业。于是，农民刚刚分到手的土地，又自愿集中起来使用。

　　1985年，南海的农村集体经济初见规模，“村村点火，处处冒烟”。

　　“土地和收益分配逐渐成为大问题。”当初的见证者、南海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何享业说。他多年在基层工作，对南海的发展了如指掌。

　　邓小平南巡讲话之后，这两个问题更加突出。

　　在何享业看来，土地问题集中在土地性质的改变、以及土地污染等方面。另外，一些农民不愿意将土地交付集体使用，致使土地不能规模化利用。分配机制也不健全，常有村民为此争论不休。

　　在此背景下，南海于1992年进行了一系列改革。作为改革的实施者之一，何享业曾多次和同事到深圳宝安区沙井镇万丰村考察。当时，他作为南海农业委员会副主任，主管农业经营管理。

　　早在1984年，万丰村就在全国率先推行股份制改造。农民增收迅速，集体经济组织也发展很快。

　　南海的改革也沿着股份合作经济的思路进行，即：将农村土地的承包权和使用权分离，将承包经营权作为股份，量化到全体农民，使农民成为股东，取得土地受益分配权，实行股份分红。同时，土地划定3个区域，分别为农田保护区、工业区和商住区。

　　在南海历史上，此举被称为南海农村改革的“二次突破”。

　　改革很快便见成效，并被广东省委、省政府作为样本推广。1998年，南海整个农村经济总收入为600多亿元，集体经济纯收入为34亿元，农民人均收入超过6000元，分别比1992年增长370%、149.6%、150.4%。

　　后来，南海又推出一些配套措施，以完善1992年的改革。这项机制，一直运行到邓伟根实行改革之前。截至2011年年底，南海区的村组两级经营性资产约为260亿元，村组两级可支配收入约为50亿元。

　　“回过头来看，当时的改革方案实质是计划经济的产物。改革不彻底，留下很多后遗症。”何享业说。

　　最大的一个“后遗症”，就是“政经合一”。1992年，南海农村的股份制改造完成以后，村一级的集体经济“经联社”社长，通常由村党支部书记担任，而村支书多兼任村委会主任(通称“一肩挑”)；小组一级的“经济社”社长，则由村组长担任。两级集体经济组织的领导成员，均不需另行选举。

　　也就是说，村一级党组织、自治组织与集体经济组织“三位一体”。

　　1998年《村民委员会组织法》颁布实施以来，这个“后遗症”暴露出来的问题更加突出。一些人为了控制集体经济组织，不惜在选举中“大展身手”。

　　南海区人大副主任张可礼多年在基层工作，曾目睹不少农村选举怪圈。比如参加竞选村主任的人，经常会发现家门口被“泼油漆”；宗族力量以及一些非正常的力量也介入选举中；一些村还出现请吃“选举饭”的现象等。

　　张可礼当镇党委书记期间，虽想尽种种办法，但仍无法根治这类问题。

　　“由于是‘一肩挑’，监管就成问题，免不了有暗箱操作的事情发生，也容易导致贪腐行为。”他说。

　　张可礼还表示，也是由于“一肩挑”，村(居)“两委”的社会管理和社会服务职能有所弱化，跟不上南海农村快速发展的需求，这是改革前的农村体制所局限的。“村干部都在跑项目，发展经济，哪有空管村里的事？”

　　这种现象，邓伟根称之为“农村的集体经济组织‘绑架’了农村的党组织和自治组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