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每年超生罚款可能超200亿元 去向成谜(2)

　　名不正言不顺的社会抚养费

　　“社会抚养费从它诞生那天开始就是不合时宜的。《人口与计划生育法》是2001年制定的，而根据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的数据，当年全国总和生育率已经下降到1.22，远低于我们维持人口世代更替所需要的2.1。生育率过低，我们要做的应该是鼓励生育，哪里还需要用社会抚养费来限制生育呢？”

　　4月23日晚,《投资者报》记者在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校园见到因生二胎被该校解聘的法律系副教授杨支柱，他因2009年12月21日生下第二个女儿，被海淀区计生委按照2009年北京市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6738元的9倍征收社会抚养费，共24万余元。他曾两次向海淀区法院提起行政诉讼，法院均认定海淀区征收决定合法。近日，法院在扣押银行卡两个月之后，已采取强制措施划走了卡内的相应额度的钱款。

　　这位知名“超生教授”告诉记者, 他研究计划生育已经二十多年了，当时还没有结婚。今日“遭此抢劫，很大程度上是我长期批判计划生育并且拒绝妥协惹的祸。”

　　“生第二个小孩不是为了抗议计划生育，但我认为怀了孩子堕胎是灭绝人伦的，所以坚持要把孩子生下来。”面临学校解聘，计生委催逼“罚款”，他曾试图卖身交罚款，但从来没有为生二胎后悔。

　　征收社会抚养费的理由是什么？国家计生委的官方解释是：“法律规定超生者必须缴纳社会抚养费，不是罚款，而是超生者对社会进行的经济补偿。因为，多出生人口侵占了较多的社会公共资源。”

　　考察社会抚养费的历史演变，在1980年代初期它叫做“超生罚款”，1994年改为“计划外生育费”，个别省改为“社会抚养费”，这主要是政府认识到计划生育是一种倡导性义务，对于超计划生育不宜给予行政处罚。2000年，中共中央、国务院联合发文统一为社会抚养费。2001年的《人口与计划生育法》将社会抚养费明确地规定下来。

　　“社会抚养费究竟是行政罚款，还是用于补偿社会资源的行政收费，这个问题法律、法规一直没有界定清楚。”杨支柱对《投资者报》说，“以前直接叫超生罚款，后来为了‘入世’，应对国际社会对于人权问题的指责，慢慢改为‘社会抚养费’，形式上表示对公民生育权利的尊重。”

　　“实质上还是罚款的性质，而且比以前罚得更厉害，要不然怎么解释生三胎按照二胎社会抚养费标准加倍征收，难道第三个孩子比第二个孩子要多占用一倍的社会资源？”

　　“计划生育可以倡导，但不能强制，公民的生育权利应当属于基本人权，所以违法生育的说法本身就有问题，征收社会抚养费没有正当依据。”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教授王建勋对《投资者报》表示。

　　谈及田亮夫妇在港生二胎事件杨支柱认为，“人家把孩子生在香港，占用你什么资源了呢，陕西计生委的行为很荒谬。”

　　“以社会抚养费为工具的一胎政策，建立在把人看成是社会的负担这样一个不合理的假设之上。”著名反计划生育学者易富贤对《投资者报》表示，“实际上绝大多数人的一生中所创造的价值总是大于他的消费！”

　　他认为，田亮夫妇生二胎是非常明智的选择。“田亮作为运动员身体素质好，符合优生条件，他们将本来可以购买豪宅、名车的财富，用来多养育一个孩子，不但延续了家庭血脉，也是对社会做贡献。他们的选择是经得住‘生命核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