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政部官员：“社会组织对抗政府”情况没有出现(2)

　　不用担心社会组织反政府

　　到了2000年后，尤其是中国加入WTO，民间成立社会组织的需求一下子膨胀。广东的探索给了全国改革一剂强心针。

　　“我们再怎么研究、设想，都没有说服力。广东进行探索后，就有了宝贵的实践经验。”谈到这里，李勇的情绪激动起来。

　　孙伟林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我们当时想推进改革，但在全国范围内做起来比较难，正好广东出台地方立法先走一步，我们当然非常支持。”

　　2008年民政部第一次派出专门调研组去广东，“这个调研很重要，我们真正发现改革是可行的。”

　　对于民间组织管理局来说，他们最关心的是，放宽社会组织登记门槛，会不会出现有人担心的社会组织跟政府作对的情况。

　　孙伟林说，当时民间组织管理局一直在观察，风险到底有多大。他们惊喜地发现，“广东的改革步子很大，但社会组织与政府唱对台戏的情况并没有出现。”

　　李勇的解释是，绝大多数社会组织的负责人都有责任感，是社会精英，更加强调沟通而不是对抗。另一个原因是，他们愿意登记，就表明愿意接受法律监管，也就有了内部治理，对自身的行为有约束力。

　　2009年7月，民政部与广东省签订“部省合作协议”，其中推进社会组织改革与发展被列为第一项。迄今为止，民政部已和17个省份签订了合作协议。北京、天津、浙江等省市已先后探索双重管理体制改革，实行部分社会组织的直接登记。

　　2010年，民政部就将首次社会组织改革经验交流会放到广东举办。李勇说，“这次会议非常重要，各地充分交流，坚定了信心，形成了改革的合力。”

　　“可以说，通过广东的探索来看，当时担心的情况并没有出现，新的体制已经建立。”孙伟林语气非常肯定。

　　到2011年，国家“十二五”规划纲要中，首次设专章阐述“加强社会组织建设”的改革思路，明确了“20字方针”：统一登记、各司其职、协调配合、分级负责、依法监管。

　　千呼万唤不出来

　　尽管如此，真正要推进改革却并不容易。

　　“千呼万唤就是不出来，十年磨一剑就是不出来，百万个社会组织期待它就是不出来。”对改革的迫切心情，李勇丝毫也不掩饰。

　　“三个条例”草案修改完之后，民政部曾在中央与地方广泛征求意见。“征求了五六十个部门和地方政府的意见，实际上大多数都同意这个改革思路。”孙伟林说。

　　但“三个条例”迟迟不能出台，李勇认为，实际上仍然受困于一种根深蒂固的偏见，现在有人对社会组织的理解好像就是与政府作对，“社会组织是一把‘双刃剑’。最重要的是要研究和探索如何发挥这类组织的积极作用，而抑制其消极作用。其实，社会组织可以帮助政府部门做很多工作，不能只看到一些主观上担心的东西，对这些积极作用却视而不见。”

　　统计数据显示，到2010年，全国社会组织专职工作人员达540万人，兼职工作人员500多万人，还有注册的各类志愿者2500多万人。仅解决就业一项，社会组织的作用就不容小觑。

　　要说作用，最显而易见的恐怕还是公益慈善。社会组织每年募集资金100多亿元用以减贫济困、救灾防灾等；兴办民办幼儿园8.3万个、占全国总数的62%，民办高校640所、在校学生占全国高校在校学生总数的19.4%。

　　对于风险，李勇有自己的理解。2007年10月至11月，李勇随国家行政学院第13期厅局级公务员进修班，赴美国纽约州锡拉丘兹大学马克斯维尔公民与公共事务学院学习。

　　这次学习给他留下深刻印象。从美国数以百万计各种各样社会组织中，李勇发现它们有一些共同的特点，比如组织性、自愿性、自治性、非政府、非营利、非政治。

　　美国税法要求，作为非营利组织，他们不能从事任何政治活动，不得参与竞选，即不支持或反对任何公共职位候选人。

　　只要违反法律，免税资格和政府购买服务的资助就可能被取消，那这个组织就可能死掉，这样的法律规定对社会组织来说是很有约束力的。

　　在李勇看来，中国社会组织发展与监管的方式，可以让登记管理机关在前面工作，统一起来，相关政府部门加强过程监管，同时加强党对社会组织的领导。

　　李勇解释说，即便是直接登记，按照“20字方针”，也不是所有的申请都会获得批准，申请者要依法依规申请，登记管理机关要依法依规审批。违法违规的申请肯定不会得到批准。

　　实际上，民政部早就做好了改革之后如何监管的准备。20多个配套政策草案早已制订出来，但由于“三个条例”迟迟未能修改，这些配套措施职能也无法发布。

　　对于阻力，有官员私下说：“改革无疑也给各个部门提出挑战，以前都是‘自己’人才被允许登记，放开后只要通过登记的社会组织，和哪个部门职能相关，他就要监管，这个责任自然大了很多。别说愿不愿意，他可能现在连这个编制、人员都没有。”(记者/申欣旺 文/陶旺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