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民政部官员谈在中国搞公益：少些抱怨多些尝试

　　王振耀：公益应少一些抱怨多一些尝试

　　58岁的王振耀最近一直在忙碌，让他忙碌的除了请农民工吃饭活动，还有为贫困地区学童提供“免费午餐”和儿童“大病保险”，在前者中他是监督委员会成员，在后者中他是核心发起人。

　　去年，“儿童午餐”在短短六个月时间内募集善款2600多万元，惠及全国数十万乡村儿童；今年，“大病保险”于7月正式启动后，则在第一个试点里普惠湖北省鹤峰县儿童。

　　令人惊讶的并不单单如此：两个立足不同领域呵护儿童的民间救助行动，先后被国家“接手”——以政策调整的方式，为举国儿童的健康问题，送来国家层面的制度保障。

　　“民间呼吁，政策呼应。”在王振耀看来，这简直就是世界慈善史上的“两次创举”。

　　9月3日，坐在北京京师大厦10楼的一间狭小的办公室里，这位在民政部工作20年，做过三任司长，后辞职成为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公益研究院院长，如今的中国民间慈善事业的实践者和观察者，不断重复着同一句话：“这个评价听起来很吓人，但并不是夸张。你们可能意识不到，它实际在创新社会模型。”

　　“像‘免费午餐’、‘大病保险’,找我做咨询的时候，我就会跟他们说，应该如何注意把握，如何和政府主管部门对话。”

　　齐鲁晚报：一些人认为“请农民工吃饭”并不能解决多少问题。

　　王振耀：请农民工吃饭更多是表达一种态度，它跟“免费午餐”和“大病保险”一样，同样属于倡导性的力量。现在的公益越来越向建设性、倡导性转变，也就是说，我们不是一味地在那埋怨抱怨，而是积极地去尝试。真正解决全局的问题，需要政府的政策调整，而慈善或公益行动，只能解决一部分问题。

　　齐鲁晚报：您好像特别喜欢使用“建设性和倡导性”的说法？

　　王振耀：是的。我从部里出来以后就发现，现在社会上的情绪其实存在两个方面，一方面大家不太理解政府的政策，政策的创新点解释不够，造成很多误解。像北京的“7·21”暴雨，和香港比，其实是一个机制问题，而不是体制问题。像气象台，香港刮8号台风，该停工的全部停工，不用你指挥，是气象台指挥。现在我们还没有这样一套规则。

　　齐鲁晚报：其实百姓的一些观点，很多时候是不是也未必能够让政府充分认识和了解？

　　王振耀：这就是我要说的另一个方面。从政府的角度讲，民间的一些事情也解释得不够，那么我就会替民间阐述他们的意见，像“免费午餐”、“大病保险”，找我做咨询的时候，我就会跟邓飞(邓飞是“免费午餐”和“儿童大病保险”活动发起人。——记者注)他们说，应该如何注意把握，如何和政府主管部门对话。应该说政府也是很着急，哪一个政府不想让百姓说好话呢？这样我就说服了很多民间的慈善组织，自然也就说服了政府。这两边要是老拧着，问题就比较严重。既然慈善最终是要解决具体的问题，那么我们就要采取解决问题的态度。

　　齐鲁晚报：您是因为这个缘故，才决心辞职到这边来做事吗？听您的解释，就像中间人那样，帮助民间组织寻找与政府合作的契合点。

　　王振耀：很大程度是这样，实际就是现代咨询。我有行政经验，判断和大家不太一样。大家来问的时候，我首先是提供一个判断，第二个就是建议这个工作怎么做，像刚才就是美国全球慈善论坛的主席找我来谈社会扶贫工作怎么做，(国外基金会)他们一方面不愿意让中国政府误解，一方面又想做得有影响力。只有在这个前提下，一项有利于百姓的事业，才能顺利开展，包括得到政府层面的支持。

　　“当代中国社会的问题主要是提升的问题，不是崩溃性问题。提升问题是我们都没有遇到过的，因此就要民间的高度参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