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洲文明对话：不让差异变成误会

　　用开放心态面对文明差异

　　——专访印度前外交秘书萨仁山

　　《中国新闻周刊》记者/李静

　　发于2019.5.27总第900期《中国新闻周刊》

　　5月17日， 刚刚在北京参加完亚洲文明对话大会的多国专家学者，在上海再度聚首。在亚洲文明对话大会系列沙龙复旦大学专场活动上，这些专家学者围绕“亚洲文明与外交模式”等一系列话题展开深度讨论。

　　“对待当今这个联系紧密以及高度互相依赖的世界，你需要在尊重差异的同时具有多元的精神。”沙龙活动结束后，在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印度前外交秘书萨仁山(Shyam Saran)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专访时说。

　　萨仁山曾于2004至2006年任印度外交秘书，期间代表印度在北京与中国时任外交部副部长武大伟一起主持第二次中印战略对话。此外，他还担任过印度驻缅甸、印尼、尼泊尔等多国大使，以及总理核事务和气候变化特使、国家安全顾问委员会主席等职位。他认为，世界的融合发展离不开对文明多样性的尊重。

　　不让差异变成误会

　　中国新闻周刊：目前全球在政治、经济等领域的不确定性都在增加，你认为在这样的背景下，亚洲文明对话机制会发挥什么作用？

　　萨仁山：毫无疑问，整个世界正在经历巨变。不仅世界变化快，科学技术也在快速地演变，许多国家在适应这些变化的过程中遇到了困难。

　　这就需要我们具有处理非常态问题的能力，因为我们需要处理很多由于变化而产生的不确定性，所有国家都有必要更充分、更积极地参与进来。特别是一些大国，他们需要从超越自身的角度来看待各种情况。也就是说，我们不仅要从国内角度来看待一切问题，也应该从国际的角度来看待。

　　要做到这些，就必须在互相尊重对方观点、尊重对方特定历史背景的前提下进行对话。这样，我们就能够拥有不同的视角。即使是一个难题，我们也能用不同的视角来看待它。

　　因此，即使我们彼此间有差异，但当我们努力就双方如何处理难题达成一定共识的时候，就是我们努力站在对方角度来理解对方的时候。莫迪总理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晤时就说过：“我们决不允许差异变为误会。”

　　我们承认差异，但我们应该努力沟通交流，理解彼此。所以习近平主席所提出的“文明交流互鉴”的倡议是十分得当的，因为这是一个可以促使我们团结起来合力解决已存在挑战的倡议。

　　中国新闻周刊：亚洲文明是一个多民族多宗教的文明，你认为这些文明应该如何融合、共同发展？

　　萨仁山：正如习近平主席在亚洲文明对话大会上发表的演讲中称，亚洲文明是多彩璀璨的。我们有着不同的文化群体、多彩的语言以及多样的文化传统，甚至有着不同样式的头巾。亚洲经历了几个世纪的发展，我们明白了要对彼此敞开大门，应把别人的文明看作我们自身文明进步的学习资源，以此来丰富自身文明。

　　在印度，多样性是一种值得被赞赏、庆祝的东西，而不是被人们所惧怕的东西。你也知道，印度是一个拥有高度多样性的国家，人们说着不同的语言，有着不同的特定群体，甚至拥有世界上所有的宗教，但他们都能够在印度和平共处。我们赞美多样性，不认为一个国家只能拥有一种语言，或者只能有一种文化。印度文化是十分丰富的，它包含了很多种不同。习近平主席也指出亚洲的特点正在于许多国家以不同的方式存在，“不同国家、民族的思想文化有姹紫嫣红之别，无高低优劣之分”，这也就是说，各种文化都是平等的。我们赞赏文明间的差异，也不断向其他国家学习。

　　摒弃“我们优于西方”的态度

　　中国新闻周刊：近些年，我们总是听到很多媒体在谈论“亚洲世纪”。你心目中的“亚洲世纪”是什么样子？你认为亚洲应该在世界上发挥怎样的作用？

　　萨仁山：我认为“亚洲世纪”是一种思想状态，而不是一个特殊的、固定的身份认同。从思想状态角度来说，我们应该不断进行对话，不断与其他文化进行交流。

　　我们打开与世界交流的大门，不会害怕其他文化，因为我们对自己的文化足够自信。如果在交流过程中，我们发现了其他文化的长处，那么我们很乐意同他们交流并吸收它的长处。

　　因此，我们也尊重西方文化，并与它们交流，而不会将亚洲文化与西方文化视作敌对的双方。西方文化可以被视作我们学习、借鉴的文化，它肯定有优秀之处，不能因为它是西方文化就拒绝接受它。我们不应该生硬地区分，这个是亚洲，那个是西方，我不会这样看待它们的。

　　我们在媒体上常常看到这样的论调，美国第一、印度第一、德国第一或是中国第一……若是持有这样狭隘的视角，我们则没有办法面对、处理好我们当今所处世界所面临的问题。所以对于我来说，理想的亚洲视角是允许我们用开放的心态来面对其他的观点。

　　当今世界正面临全球化不断发展的时代，我们彼此之间的联系十分紧密，国家边界的重要性已大大减小，你很难让单一国家或者几个国家去解决我们共同面临的问题，比如全球变暖、人类安全、国际恐怖主义或其他公共问题。无论一个国家多么强大，它也不可能单独解决得了这些问题，必须和其他国家联手合作。因此，如果你采取“我是最好的”“我要优于其他人”或是“我有解决一切问题的方法”这样的态度，在当今社会是行不通的。

　　所以，我们需要一个可以交换交流观点的平台。这样一来，我们才有机会采取一致的行动，来面对人类所面对的普遍问题。这样的国际主义精神是非常重要的。如果你回顾亚洲的过去，除了我们之间的战争、冲突外，当然，现在亚洲也仍有许多冲突，与此同时，我们还拥有总是进行交流沟通的传统。达成共识的能力，是亚洲很重要的一个传统，也是我们当今不断宣称的一点。我们应该继续这种达成共识的“联结”关系，并且摒弃“西方就是不好的”“我们优于西方”的这种态度。

　　中国新闻周刊：中国和印度作为亚洲的两个大国，又都是目前世界上发展最快的国家，是否可以携手在世界上发挥更大影响力？

　　萨仁山：上世纪40年代后期，尼赫鲁担任印度总理之后，印度就发起召开了亚洲关系会议，亚洲国家代表第一次汇聚在一起。亚洲曾经是世界的中心，是伟大的宗教、伟大的文化诞生的地方，但是亚洲自身的文化发展被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打断了。现在，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式微了，亚洲国家拥有了再度相互合作的机会。

　　尼赫鲁曾想帮助亚洲国家重建引领人类文明方向的地位，当时亚洲有许多国家在殖民主义经历结束后正进入重建，需要相互合作，呼唤一种新型的国家关系。他认为，在建立这样的新世界秩序方面，印度和中国是两个作用最重要的国家，所以当时印度和中国提出过很有远见的联合声明，两国关系也很紧密。

　　众所周知，两国关系的紧密发展后来也中断了。总体而言，两个国家都在经历关键的国家构建过程，并在这个过程中产生了利益的不一致，但是没能很好地处理。

　　现在，印度和中国正在成为亚洲乃至世界上的大国，两个国家再度迎来了机遇，能够合作实现上述目标。1988年，印度总理拉吉夫·甘地访问中国时，中国领导人邓小平说“中印两国不发展起来就不是亚洲世纪”。

　　就我们需要的新世界秩序而言，中国和印度如何处理好两国关系，是非常重要的。我们之间的确有分歧，有争议，但同时我们也认为，印度与中国之间也有许多一致的地方。我们怎么样求同存异，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从这个意义上说，2018年习近平主席和莫迪总理在武汉的会晤是非常重要的。这样友好的会见，不一定要谈出特定的结果，只是试图理解彼此，这就是很重要的。如果武汉共识和武汉精神能得以推进，本身就是为国与国之间妥善处理分歧、合作发挥领导作用这种探索作出很大贡献，不仅是为了自身，也是为了让世界的未来更加美好。

　　(本刊实习生郑雨晴对文章亦有贡献)

　　《中国新闻周刊》2019年第1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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