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社贵阳12月26日电 题：干部去哪儿了？——贵州干部大规模下沉脱贫攻坚一线纪实

　　新华社记者段羡菊、刘智强、崔晓强

　　办公楼上班人数减少，单位停车场的车位不再紧张，机关食堂因为光顾者骤减、运转出现困难……这种普遍性的现象，正持续在贵州众多县、区机关呈现。

　　干部去哪里了？从深秋到隆冬，记者在贵州大山里一路追访。

　　干部去一线——“我们尽锐出战、几乎可说是全员出动”

　　武陵山主峰梵净山的北部，乌江即将流出贵州之地是贵州铜仁市沿河土家族自治县，属于全省14个深度贫困县之一。今年3月开始，这个县的县直机关大量干部不见人影了，承包县委机关食堂的老板“跑”了3个。

　　早餐时间，记者发现正在用餐的干部只有寥寥几人。食堂承包人田勇军迎了上来，叹了口气：“每天用餐的人数少了一大半，营业额也减少了一半以上。”为了节省开支，田勇军还解雇了两名食堂员工。正在用餐的一名干部仰起头补了一句：“以前来得迟就可能没饭了。”

　　赶到沿河县农业农村局，记者跟随副局长田永兴进入一间门牌号为604的办公室，推开门后一片黑乎乎，按下电灯开关，屋内空空荡荡，原来有8个人办公，现在只剩一个留守，当天在外出公干。

　　在沿河县畜牧兽医局，记者得知有一个干部除了偶尔过来报账外，四年都没在机关办公。乃至于中间搬迁一次办公楼后，办公桌也没给他留。“等他结束任务回来后再做安排吧！”局长何飞有点不好意思。

　　苗岭深处，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剑河县，工作日，县委、县政府办公大楼空空荡荡。除少部分留守值班人员，很多办公室门都锁了。

　　麻山腹地，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望谟县郊纳镇。“乡镇停伙，吃住在村”，今年8月，镇干部接到了这样的“动员令”：74名在编乡镇干部，除党政办、扶贫办等股室留23名保运转外，其他全部“转岗”“走人”。

　　干部到哪里去了？到一线去扶贫攻坚了。

　　贵州是2014年全国建档立卡贫困人口最多的省。全省共有66个扶贫开发重点县，截至2018年底已脱贫出列33个，预计今年和明年分别有24个和9个贫困县脱贫出列。随着2020年全国脱贫攻坚倒计时的来临，贵州大地决胜决战氛围越发浓厚。尤其是剩余冲刺脱贫出列的县，在整合统筹人力资源、保持工作正常运转的前提下，干部下沉力度步步加大。

　　12月17日，旌旗挥动，沿河县召开决战决胜脱贫攻坚誓师大会。全县目前429个村都驻有帮扶工作队。县直、乡村两级干部今年3月下沉30%，8月下沉70%，12月下沉90%——其中2000余人长期驻村、3000余人每周两天到村里帮扶。

　　剑河县所有人力、物力、财力向脱贫攻坚一线“下沉”。全县301个村划分为1570个网格，先后抽派2194名干部下沉到各村组担任网格员。以县委宣传部为例，部里一共有17个人，除办公室主任和财务两人“留守”外，其他人员全部下乡扶贫。“我们尽锐出战、几乎可说是全员出动。”县委宣传部部长胡朝庭说。

　　六盘水市水城县的县、乡两级干部下沉比例超过63%。其中县直干部3056人驻村实行“轮战”，每三个月轮换一次，每期下派三分之一。乡镇一级则90%下沉到村。

　　铜仁市石阡县2019年初已“减贫摘帽”，如今仍然保持摘帽前县级指挥部、乡镇前线指挥部、村级驻村工作队、组尖刀班四级作战体系不变、帮扶力量不减。目前，共有驻村第一书记174人、驻村干部354人、脱产结对帮扶干部1054人。

　　一线“追”干部——“我就像长在这里了一样”

　　干部在干什么？记者踏上追访路途。

　　后坪乡是沿河县最偏远的一个乡镇，路上需要穿过重庆两个县，跨越乌江，翻越数重大山。记者赶到下坝村小龙虾养殖基地时，虽天气寒冷，基地却热火朝天。小龙虾育苗大棚已见雏形，几名驻村干部正帮忙搭建、焊接，记者从中找到了从县农业局下派的青年驻村干部赵军。

　　赵军说，由于离重庆市场较近，养殖环境好，后坪乡养殖的小龙虾卖得火，已带动220户贫困户增收。马上迎来育苗时节，为了防止虾苗冻死，他们正赶着搭建大棚。赵军已经驻村8个月，每个月至少在村里22天。

　　侯元军就是沿河县畜牧兽医局那个因长期驻村，以致办公桌都没给他留的干部。他在局里的岗位是办公室主任，在村的岗位是第一书记。记者赶到官舟镇红星村找他时，得知他回城去看病了。

　　记者掉头进城找到他家时，丈母娘抱着侯元军的刚出生嗷嗷待哺的二胎女儿，他本人正准备去医院看望生产不久、还在住院的妻子张红艳，之后就要下村。驻村时侯元军肚子疼了几个月没当回事，直到疼到起不来床，他这才去了医院，被诊断为肾结石。想到村里脱贫的事等着，他决定不住院手术，保守治疗。

　　斜挂着驻村常用的军用水壶，侯元军赶到县人民医院急诊科。由于床位紧张，他妻子只能躺在走廊过道的病床上。侯元军摸了摸妻子的额头：“嗯，没那么烫了。”一瞬间，张红艳红了眼眶。“村里扶贫任务重，我今天得赶回去，你保重。”张红艳点点头。侯元军转身嘱咐了特意从上海请来照顾妻子的妻妹后，下楼赶往村里。

　　毕节市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平均海拔2200米，常年大雾弥漫。沿着盘旋陡峭的新修水泥路，记者来到石门乡泉发村，大雾中找到了青年女乡干部、驻村第一书记宋冰。刚从地里回来的她，鞋子上沾满了泥巴。埋在地里的中药材草乌即将收获，为预防“卖难”、提高种植利润，她争取了上级项目支持，正在筹办简易的中药材加工厂。

　　2017年，研究生毕业的她考取选调生，到乡政府就职20天后便被派到泉发村驻村。驻村两年多，宋冰除了几次外出培训外，几乎每天都在村里忙碌，用她自己的话说就是“我就像长在这里了一样”。

　　据贵州省委组织部、贵州扶贫办统计，截至12月中旬，贵州省共有8848名第一书记和3.68万名驻村干部在精准扶贫一线带头攻城拔寨。

　　按照中央东西部扶贫协作安排，2019年，东部9城市选派311名挂职扶贫干部和2093名专业技术人才，前来贵州结对帮扶。在威宁九中，记者找到了来自广州市番禺区的青年物理老师祝声彦，他是今年2月份来到威宁九中帮扶。在办公室，他一股脑搬出他的“宝贝”——利用课余时间制作的螺丝陀螺、气弓箭。今年他策划了全校第一届科技运动会，这些寓物理知识于其中的“好玩”物件，大受学生欢迎。

　　为民斩“穷根”——“你是否真心帮扶，老百姓看得一清二楚”

　　2018年3月，由于帮扶两年的木梓岭村已脱贫，侯元军被调到相邻的红星村扶贫。走的那天，木梓岭村民自发放起了鞭炮，送到两村交界处。

　　侯元军学的是水产养殖专业。为了帮助村民发展产业，他将老丈人家的耕田机借来放在木梓岭，免费为各家耕田犁地。为了便于开展精准扶贫工作，他买了辆二手小型皮卡车，也成了村里免费运输车和“急救车”，几次夜里村中有人突发疾病，都是他第一时间开车将病人送至医院。

　　追访中记者得知，在红星村驻村扶贫期间，侯元军用自己的名义从银行三次贷款共计26万元，帮助全村脱贫，帮助贫困户解难。

　　第一次是2018年6月，红星村发展金银草、牛、鸡三项产业，一时缺少资金20万元，侯元军便贷款20万元给补上了；第二次，去年8月，贫困户田江雨在耕田时脚受伤，造成粉碎性骨折急需用钱，侯元军贷款4万元帮助他；第三次，今年易地搬迁到铜仁市的田江雨想做快递代领生意，需要2万元押金，再次想起了侯元军，侯元军二话没说又去银行贷款给了他。

　　已脱贫的田东芬向记者称赞侯元军：“这个人值得打满分！每家每户，他都会用全力去帮助。”

　　威宁县石门乡，阴雨连绵，这让宋冰感到有些焦躁，她正在盘算到底哪一天召集村民采摘草乌。受石漠化土地和大雾限制，很多作物在泉发村难以生长，只能种玉米、土豆，“穷根”难除。宋冰号召村民种过核桃，失败后她愧疚不安。后来她请来农业专家，开展试种后确证草乌非常适合种植。

　　“如果市场稳定，现在种植一年草乌的收益相当于过去种10年的玉米。去年有一贫困户在种下草乌后，有各种担心，总是质问我行不行，最后，他家不足一亩地的草乌，卖了13000多元。”宋冰自言驻村经历了“语言关”“思想关”和“感情关”，“跟老百姓说惯了方言，我现在说普通话反倒舌头打结”。

　　在大山里的威宁县新发乡，记者找到了从毕节市政府办下派驻村的李大奎。他身着一件黑色棉袄，皮肤晒得黝黑，沉默，少言。然而，当记者跟着他来到所驻扎松发村时，他就像变了一个人。在山坡上和农房间快步如飞，介绍脱贫进展滔滔不绝。

　　接连带领两个村脱贫后，今年6月底，松发村这块“硬骨头”交到了他手上。这是“一个极难攻克又必须攻克的贫困堡垒”，如松山组50户农户只有2户有厕所。不到半年，他带队交出成绩单：发展贫困户养牛74头、养蜂99群；99户贫困户中已落实就业142人；2名辍学生已追返入学；37户居住危房的贫困户，房屋改造主体全部完工……

　　看到李大奎来了，已计划申请脱贫的中年彝族农民陆忠成就像碰见熟人、亲人。“老李来我们村3个月，村里的变化太大了。”过去在福建打工、因工伤断掉一节手指的他，把记者带到山坡上看他栽种的1亩多蜂糖李。“脱贫政策这么好，我下决心不再外出，在家安心种养，同时照顾孩子读书。”

　　“你是否真心帮扶，老百姓看得一清二楚。”李大奎说，这是自己驻村4年的最大感受。

　　“舍家”为脱贫——“我们对不起父母、妻儿，但对得起脱贫攻坚事业”

　　因为屡次出手帮助贫困村和贫困户，侯元军在一些人眼里家庭条件“富裕”。

　　记者到县城找到他家时，意外地发现，他家住在露天农贸市场旁边的一栋廉租房的八楼，面积只有53平方米，多几个人走动就显局促。屋里没有像样家具，电视机柜是他自己用几块木板组装的。他不好意思地说，妻子这些年因为照顾孩子、支持他驻村扶贫，一直没有上班，家里就全靠自己的收入，买不起商品房，符合低收入家庭条件，于是申报、购买了廉租房。

　　侯元军前两次帮助贷的款，村集体和贫困户都已归还。说起这些经历，他语气很淡定。“这不是什么大事，驻村这么久了，村民就像是我的亲戚，亲戚之间借钱是正常的事！”

　　“他扶贫的责任心很强，总怕做不好、做不够。”躺在病床上的张红艳告诉记者，自己理解、支持丈夫侯元军的工作。她自己还曾多次带大女儿一起到村里帮贫困户收庄稼。

　　宋冰所驻泉发村距离自己家100余公里，很少有机会回家。“只要哪天村里的喇叭没有响，很多村民就会给我打电话，问我是不是没有在村里。” 前段时间她回了趟家，妈妈对她说：“好不容易回一次家，却半夜才回来，一大早就要走。”

　　记者到访时，全村刚刚举行完脱贫民主评议会议，拟脱贫户89户，举手表决一致同意申请脱贫。

　　宋冰说：“脱贫攻坚战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我们一定要打赢这场战争。”

　　今年2月，祝声彦来到威宁九中，原本计划是帮扶半年，自愿延长到一年。今年8月底，当回到番禺的他拖起拉杆箱，准备离家出发返回威宁，两岁的孩子突然说了一句：“别走，我要爸爸。”说起那一刻，祝声彦动情落泪。

　　“在番禺区上课，我要用很多时间管课堂纪律，而在威宁九中，这些淳朴的孩子没一个上课打瞌睡。”带着科技制作“宝贝”已走遍全县多个乡镇学校的他恋恋不舍，“在威宁上课是一种享受。看到孩子们渴望知识的眼神，我舍不得走。”

　　提到12岁的女儿，谈全村脱贫工作手舞足蹈的李大奎，转而有些愧疚。因为妻子前些年也在乡镇工作，上小学的女儿常年一人在家。“有一次回家，看到女儿正端着锅做饭，饭没煮熟，做不出蛋炒饭……”讲到此处他不由红了眼圈。

　　为了勉励女儿，李大奎有时发微信给她，分享自己一线扶贫的故事和心得，“让她看看贫困村的孩子条件有多艰苦，知道自己的爸爸做的事有意义。”让他非常感谢的是，市政府办前不久将他妻子从乡里调到市里，解决了后顾之忧。

　　“脱贫攻坚是一项伟大的事业，是一场伟大的战争，是战争总要有人付出、总要有人牺牲。”在向驻扎全乡各村的下沉干部动员时，毕节市政府办驻新发乡帮扶工作队队长李永喜吐露心声，“我们对不起父母、妻儿，但对得起新发乡四万多各族群众，对得起脱贫攻坚事业，对得起自己的青春年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