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29名功勋模范党员被授予“七一勋章”。他们坚守初心使命、忠诚干净担当，为党和人民事业孜孜以求、默默奉献，贡献突出、品德高尚。他们是在革命、建设、改革各个历史时期顽强拼搏、不懈奋斗的中国共产党人的杰出代表。其中，有5位来自科教领域，他们是：吴天一、辛育龄、张桂梅、陆元九、崔道植。本版特推出科教领域“七一勋章”获得者专题报道，讲述他们感人至深的奋斗故事，展现他们光辉灿烂的模范党员风采。

　　吴天一：雪域高原树立精神丰碑

　　他奋战在青藏高原医疗服务一线，是藏族牧民口中“马背上的好曼巴”；他为青藏铁路的建设者觅得健康之道，创造了14万筑路大军在长达5年建设中无一例因急性高原病死亡的奇迹，被称为“天路大军”的健康“保护神”。他就是雪域大地的赤子、高原医学事业的开拓者、中国工程院院士吴天一。那枚闪耀着灿烂光辉的“七一勋章”是对他厚重、伟岸人生最好的诠释和褒奖。

　　吴天一原名是依斯玛义·赛里木江，于1937年出生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塔什库尔干塔吉克自治县的一个塔吉克族家庭，9岁那年，他随父母移居南京。1951年，年仅14岁的吴天一进入中国医科大学医疗系学习，并在学业上很快崭露头角，成为学习尖子，担任多门课程的课代表。5年后，他毕业进入中国人民志愿军512医院(朝鲜平壤)工作。

　　1958年，吴天一响应祖国支边号召，携妻子来到青海支援大西北建设。当看到在高寒低氧的环境下，不少人患上疾病甚至付出生命，吴天一被触动了。由此开启了他和高原病“较劲”几十年的职业生涯。

　　高原医学研究条件是极为艰苦的，长期处在高海拔环境，研究者本人可能就是“患者”，也要遭受高原病的折磨和无数难以预知的风险。但就是在这种环境里，吴天一提出了高原病防治救治国际标准，开创了“藏族适应生理学”研究，诊疗救治无数藏族群众。

　　在青藏铁路建设中，吴天一负责建设者高原病防治工作。经过他不懈努力，在5年中，一共有14万名工人在海拔4500米以上的高原施工，没有发生一例急性高原病死亡病例，创造了世界工程史和医疗史上的奇迹。

　　吴天一被誉为“高原上的守护神”，但是他却曾多次遭遇险情。多年来，他奔波在青藏高原，遭遇过多次车祸等意外事件，造成骨折多达14处，至今他体内还有十几厘米钢板。

　　作为医术精湛的顶级专家，吴天一有太多机会给自己谋得优厚的物质回报，甚至有机会赴美国享受更好物质生活，但他毅然选择留在条件极端艰苦的“世界屋脊”发挥自己的专业特长，救死扶伤，用实际行动诠释了一名共产党员矢志报国的情怀。

　　耄耋之年，吴天一还在努力奋斗，不断攀登新的科学高峰。2020年，他出版了《吴天一高原医学》，这本著作凝聚了他几十年的科研和诊疗实践成果，为世界高原医学领域作出了巨大贡献。

　　(张保淑 夏 研)

　　辛育龄：开创中国肺移植先河

　　他是新中国胸外科事业的开拓者和奠基人。革命战争年代，他曾与白求恩并肩战斗，冲上前线救治伤员。和平建设时期，他长期致力于我国胸外科创建和发展，是中国人体肺移植手术第一人，在胸外科领域多个方面取得“从0到1”的突破。他就是“七一勋章”获得者辛育龄。

　　1939年，在连天的抗日烽火中，辛育龄被派往前线，担任白求恩医疗队的司药，转战多地救死扶伤。那段日子是他刻骨铭心的记忆，是他永远的精神财富，他有时会向女儿辛晓梅讲述那段往事。

　　辛晓梅印象最深的是父亲给他讲的自己被白求恩大夫责备的那件事。有一次，医疗队遭遇敌机轰炸，为躲避，父亲负责的马匹驮的药品撒落一地，白求恩见药品损失，非常气愤地责备他。

　　辛育龄虽然感到委屈，但“药品就是生命”，他非常理解白求恩大夫看到珍贵的药品遭受损失时的心情。他不顾左臂划开的伤口，一边哭一边奔过去抢拾药品。白求恩大夫发现后立刻给他缝合伤口，关爱有加。白求恩大夫博大的胸怀和高超的医术深深地影响着他。

　　1951年，辛育龄被国家选派赴苏联留学，成为新中国成立后首批赴国外深造的研究生。1956年，他学成回国，主动要求分配到原卫生部中央结核病研究所工作并组建胸外科，将自己在国外所学运用到临床实践，发明了支气管黏膜外缝合法、支气管袖状切除吻合法、食管癌切除纵隔内吻合法，提高了肺外科手术的安全性与有效性。1970年，辛育龄主刀首例针刺麻醉下的肺切除手术，此后用针刺麻醉做了1400多例肺切除，成功率高达98%。1979年1月，他完成了我国首例人体肺移植，开创中国肺移植的先河。

　　多年来，辛育龄以高超的医术、高尚的医德赢得了患者和业内人士的尊敬和赞誉。曾多次跟随辛育龄学习的南京医科大学附属无锡市人民医院陈静瑜教授评价说，辛老作为中国胸外科的开创者和奠基人，不仅对该领域发展作出了杰出贡献，而且一直奖掖后学。陈静瑜就是众多受益者之一。

　　陈静瑜回忆说，2002年，他从国外学习肺移植技术回来，开展了一次肺移植手术，手术成功后，江苏省有关方面召开了肺移植成果论证会，辛育龄出席会议并给予他热情鼓励。

　　会后不久，辛育龄还特意赠他一首诗以示激励。“辛老是领域内的大家，是我一直敬仰的前辈，他的赠诗对我是莫大鼓励，促使我在肺移植领域不断地钻研进取。”陈静瑜表示。

　　辛育龄年过80还坚持每周两次出门诊，直到有一天他结束门诊后无法自主站立，他才依依不舍地告别自己的诊室，那一年他89岁。

　　(王艾冰)

　　张桂梅：助力大山女孩成就梦想

　　在讲台上，她是一名“战士”，她说自己只要还有一口气就要站在那里，倾尽全力、奉献所有，九死亦无悔。她通过辛勤的培育，成功使近2000名女孩考入大学，走出大山，拥抱多姿多彩的外部世界。她代表29位“七一勋章”获得者发言，诉说自己对这片土地的感恩和深厚感情。她就是云南省丽江华坪女子高级中学党支部书记、校长，华坪县儿童福利院院长张桂梅。

　　张桂梅出生于1957年，1975年参加“三线建设”，从黑龙江“支边”到云南。扎根边疆教育一线多年，她曾目睹一些女孩因家庭贫困或性别歧视辍学，就萌生了创办一所免费女子高中的梦想。2008年，在党和政府以及社会各界帮助下，她推动创建了全国第一所免费女子高中——云南丽江华坪女子高中。

　　从担任华坪女高校长以来，张桂梅十几年如一日，把所有精力都投在了学生身上，用爱心和智慧点亮了万千大山女孩的人生梦想，被学生们亲切地称为“张妈妈”。

　　每年寒暑假，张桂梅从不休息，利用这段时间家访是她的习惯。她说，华坪女高的学生大多来自山区农村，家庭条件普遍较差，高三是高考冲刺最要紧的时候，她到学生家去，帮助解决困难，让她们没有后顾之忧。

　　华坪女高成立以来，张桂梅累计到1500多名学生家进行家访，足迹遍布丽江市一区四县。2020年寒假期间，兼任华坪县儿童福利院院长的张桂梅，大年三十和正月初一陪着福利院的20多名孤儿一起过春节，其余时间全部用来家访。冬日的丽江山区，山高路远、天寒地冻，她走访了丽江市华坪县、宁蒗县、永胜县山区的104个学生家庭。

　　张桂梅已年过六旬，患多种疾病，每天要大把大把吃药，手指、胳膊、颈背上贴满了止痛膏药。让她感到欣慰的是，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正在接过她手中的接力棒，学生们学会了感恩与奉献，有的学生大学毕业后拿出第一份工资捐助母校，资助山区的孩子读书；有的学生回到华坪女高任教……

　　周云丽是华坪女高第一届毕业生，当时家庭十分困难，她最大的愿望是“走出大山赚大钱”，但在华坪女高的学习改变了她的想法。2015年大学毕业后，她考取了宁蒗县城的中学教师岗位，但听说华坪女高缺数学老师后，她毫不犹豫地来到女高做代课老师。学生从张桂梅身上学到的不仅是知识，还有她无私奉献的精神。

　　(庞明广 周 磊 宋 晨)

　　陆元九：争当科技自立自强的标兵

　　6月29日上午，安徽省滁州市来安县张山镇，77岁的郭郢村村民陆元龙在电视上看到自己堂兄陆元九佩戴上“七一勋章”的画面，激动地说：“他是我们家乡的骄傲！”

　　1920年1月，陆元九生于皖苏交界的小乡村。1937年，全民族抗战烽火燃起，他考入当时的国立中央大学航空工程系。毕业后，陆元九留校任教并于1945年以优异成绩考取公费出国留学，进入美国麻省理工学院航空工程系深造。

　　1949年，陆元九获博士学位。此时，新中国成立，百废待兴，他渴望报效祖国，却因美国政府的阻挠不能成行。直到1956年，陆元九才得以回到祖国的怀抱。

　　陆元九回国后被分配到中科院自动化所，先后任研究员、研究室主任、副所长，致力于惯性导航技术的研究开发，对我国的自动化研究起了开拓性作用。除进行工业生产自动化研究外，他还主持了飞行器自动控制研究、稳定系统研究等，都取得了成果。

　　1958年，毛主席发出“我们也要搞人造卫星”的号召。陆元九积极响应，他指出，我们不仅要进行人造卫星自动控制的研究，而且要用控制手段回收它，提出“回收卫星”的概念。与此同时，他和同事们成功组装出我国第一个探空火箭仪器舱模型。

　　20世纪60年代初，陆元九在中科院、中国科技大学同时负责多项工作。他把自己在陀螺、惯性导航方面的研究成果编撰成书，出版了我国惯性技术方面最早的专著。1965年，他主持组建中国科学院液浮惯性技术研究室并兼任研究室主任，主持开展了我国单自由度液浮陀螺、液浮摆式加速度表和液浮陀螺稳定平台的研制。

　　改革开放后，陆元九调任北京控制器件研究所任所长。其间，他积极参加航天型号方案的论证工作。陆元九根据国外惯性技术的发展趋势和国内的技术基础，对新一代运载火箭惯性制导方案的论证进行了指导。

　　陆元九一直倡导要跟踪世界尖端技术，在他领导下，中国航天先后开展了静压液浮支撑技术等预先研究课题以及各种测试设备的研制工作。同时，陆元九极力主张改善试验条件和设施，以便研制高精度惯性仪表。在他的努力下，惯性仪表测试中心建立，为我国惯性仪表研制创立了坚实基础。

　　1980年，陆元九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1982年，他作为全国惯导与惯性技术专业组副组长、技术咨询分组组长，力主统筹规划，明确各研究单位的发展方向，防止低水平重复。

　　1984年，陆元九担任航天工业部总工程师、科技委常委职务。在他的关心下，航天系统自培高学历人才成为风尚，航天人才断层问题逐步得到解决。1985年，他当选为国际宇航科学院院士，9年后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

　　(张理想)

　　崔道植：躬耕中国刑事科技66载

　　“19岁那年，我光荣地加入中国共产党。带着对党和人民的无限感激，一路走来，我始终不忘初心，把对党的忠诚，实践在每一个案子里，实践在自己的一言一行中。我很幸运能成为一名人民警察，能从事公安刑事技术工作，能为伟大的公安事业贡献一份力量。”获颁“七一勋章”的崔道植近日深情地写下这段感言。

　　作为我国第一代刑事技术警察、中国首席枪弹痕迹鉴定专家，崔道植从警66年中累计鉴定痕迹物证多达7000余件且零差错，为刑事科技的发展，为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作出了杰出贡献。

　　1995年，公安部在“十五攻关”规划中列入了《枪弹痕迹自动识别系统》的课题。时年60多岁的崔道植虽已到退休年纪，但还总想着为国家弹头痕迹档案的现代化管理技术研究做贡献。回忆当时的情形，崔道植曾这样说，当时，他参观了公安部举办的国际刑侦器材展，看到加拿大、美国的《枪弹痕迹自动识别系统》，心里非常着急，干了一辈子枪弹痕迹检验工作，却看不到我们国家自己的相关系统。崔道植暗下决心，一定要攻破这个堡垒。他先后访问了国内7所高校和3个精密仪器研究所，去了国内3大铝厂和铝箔片厂，设计了4张模型图，找了4家机械加工厂试制。经过5年多研究，最终研究出“弹头膛线痕迹自动识别系统”并获得了发明专利证书，该系统的总体技术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

　　崔道植从来没有“退休”的念头，他深情地说：“我觉得每破一个案子，自己就年轻了一次。就像我在几十年前入党申请书中写的那样，我热爱自己的工作岗位，因为这是人民给我的。”

　　对自己获颁“七一勋章”并受邀参加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崔道植说，他内心无比激动和幸福，备受鼓舞，同时又满怀感激之情。“我是从旧社会走过来的穷孩子，4岁爸爸没了，6岁妈妈没了，小学、中学念书的费用都是助学金资助的，是党养育、教育、培养了我。这枚沉甸甸的奖章不仅是颁发给我，这份荣耀属于全国公安民警。”崔道植表示。

　　时光荏苒，一转眼，崔道植已是87岁高龄，但依然奔波在工作一线。有人关切地问他累不累，他总是笑着摇摇头。“我认为心中只要有了理想和信仰，工作、生活就不会累。如果有机会再次选择，我还愿意做这项工作。”这就是崔道植对职业的深情。

　　(罗晓静 崔莞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