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西问)刘智鹏：从辛亥革命到中共创立，怎样回望过去的100多年？

　　中新社香港10月11日电 题：从辛亥革命到中共创立，怎样回望过去的100多年？

　　——专访香港岭南大学协理副校长刘智鹏

　　中新社记者 索有为

　　2021年是中共建党100年，也是辛亥革命110周年。在此特殊节点，如何回望历史、面向未来？香港岭南大学协理副校长、历史系教授刘智鹏近日接受中新社“东西问”独家专访时说，我们长期用西方的眼光来看过去的100多年，以当代世界历史的视界重新审视过去百年的中国，所见与百年来的视点自有不同。文化、文明是自己的，“立新”不必“破旧”，应尽可能以中华文化为立足点，在此基础上平视世界。

　　现将访谈实录摘要如下：

　　中新社记者：“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也是最好的清醒剂。”回望中国过去的100多年，您作为历史学家有何分享？

　　刘智鹏：这100多年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最艰难、最曲折的100多年，整个中国历史的一个大的节点，就发生在这段时间当中。其实这100多年的前、中、后期基本都受到了某种历史观点角度的影响，其间发生了鸦片战争、辛亥革命和中国共产党创立等重大历史事件。中国人应重新想一想，究竟如何回望过去这100多年？

　　这100多年中，西方国家一直以一种歧视甚至鄙视的眼光看待中国：中国是落后和野蛮的国家，中国人是低等的族群。这些眼光和印象动摇了一些中国人对个人和国家的信任，并不断缠绕着中国的命运，直至今天。

　　中国历史上，即使在元朝、清朝，也因有根底深厚的华夏文化而极具底气，无论是谁来了都得接受。从两次鸦片战争到19世纪后期列强入侵，无论在领土主权、政治外交还是文化上，都是对中国人非常重大的打击。我们会觉得被西方欺凌的原因在于文化落后，因此出现了19世纪后期的洋务运动，以及后期部分有识之士对文化的重新改造。后来的五四运动，更是影响整个中国后来这100多年的发展。

　　其中，辛亥革命是中华文明和西方文明冲突的一次最彻底的较劲，结果，以家天下政治为国体的中华文明让步予以个人政治信仰为基线的西方文明。晚清革命风潮蔓延全国的同时，作为中央政府的满清王朝已经意识到社会政治体制不可不变，并着手废科举、兴西学、练新军、行西法。然而，时代的呼唤已经无法静候自上而下的改造；从鸦片战争到庚子事变，中国人在西方武力的欺侮中忍辱了半个世纪，中国求变的企盼刻不容缓。

　　因此，辛亥革命的发生不但是历史转折的实现，也是中华文明整体改造的集体诉求。回顾过去百年，辛亥革命为中国带来的文化冲击远超改朝换代的阵痛；自此中国人不断尝试以环球的视界重检传统框架中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各个领域，最后摸索出中国走向现代发展的新路向。

　　中新社记者：东西方文明的最大差异何在？当下这两种文明之间的冲突为何比以前更为明显？

　　刘智鹏：从秦汉一直到明清，中国的历史很清晰，几乎没有霸权的想法，比较关注的地域就是农耕地域。一个非常重要的史实是，中国从来没有在本国以外占领一个地方，并把本国民众移民过去，中国的对外移民都是民间自发。农业文明其实给中国人带来爱好和平的集体基因——关心自己的田地，关心能不能养活家人。在香港，很多传统节日活动现场布置的花牌上常写八个大字：风调雨顺、国泰民安。这种国家性格历久常新，即使在全球化的当代世界也没有重大改变。

　　当中国在20世纪仍以小农经济支撑国家产业的时候，西方工业革命已迅速提升其生产技术，欧美国家征服全球的野心逐渐膨胀，其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构建了新的世界秩序。改变中国近代命运的英国是始作俑者之一，也是这段殖民历史的主要持份者。

　　美国的文化背景来自英国，是从帝国主义源头产生的新力量。我们这代人小时候常看美国西部大开发的影片，那时候感觉白人是“正面”的，印第安人是“坏人”，每次看到印第安人被杀害后还鼓掌，但没想到原来整个故事是二战以后美国“重新包装”的历史，将其扩张的历史放到类似于“美国队长”为全球“伸张正义”的精神中去。后来发生的事情，包括美国通过支持蒋介石政府打内战、朝鲜战争，都是意图在远东扩大美国的影响力。

　　抗美援朝非常重要，必须认真分析战争的来龙去脉，才能明白后来50年的中美关系。抗美援朝后，美国又通过禁运把中国孤立起来，通过冷战搞垮苏联，也通过经济手段限制日本经济发展。美国以“世界警察”自居，公然在世界多地挑起战争、残害生灵，其实与其历史的发展主旨一致。时移世易，美国的环球霸权如今处处失利，尤其是从阿富汗撤军，为半世纪的不义之战作出无奈的了结。

　　中新社记者：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中华文明如何面向未来？

　　刘智鹏：2019年底暴发的新冠肺炎疫情，开始撼动近代以火药和金钱建构的世界秩序。在美国的带领之下，西方国家纷纷指责率先暴发疫情的中国；120年前的庚子八国联军之役竟然于120年后的庚子以另一种形式重演。这并不是历史的宿命，而是西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历史的延伸。然而，今日的中国早不再是“东方睡狮”，不但成功控制疫情，更研发出新冠疫苗供全国接种、救援外国民众；反观西方发达国家在疫情下节节受挫，确诊和死亡人数令人不安。就在全球陷入困境之际，中国和英美之间的关系出现了微妙的变化。

　　以当代世界历史的视界重新审视过去百年的中国，所见与百多年来的视点自有不同。晚清国运殊蹇，有识之士莫不以为中国传统文化是民族自强的绊脚石，非改之弃之不能富国强兵。百多年之后，昔日西方引以为傲的坚船利炮，在中国也发展迅速，甚至有些科技已处在世界领先水平。“立新”不必“破旧”。知识技术没有国界，坚船利炮等器物的演进也未必需文化传统支持，反过来看立国之本，却各有历史文化基因，当年洋务运动提出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其实具有穿透未来的远大眼光。

　　文化、文明是自己的，不能将别人的文化或文明当成自己的。平视非常好，那么站在何处平视呢？立足点就是中国的文化、文明，这是中国人面向未来的一个态度。

　　中新社记者：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结合，是思想领域近来热议的话题。您怎么看？

　　刘智鹏：最近提到的共同富裕引起多方关注。共同富裕其实是建基于马克思主义的，不同阶段的社会发展，有不同阶段的共同富裕。马克思主义提到的共同富裕不是要平均财富，是在一个以公有制为主体的社会当中，大家共同建设，然后从中拿到自己该拿的部分，这与中国古代一个家族或一个宗族当中的分配制度很接近。所以这非常有意思，中华文化的基因原来可以与马克思主义当中公有制的精神相契合。

　　在未来之路上，我们可以探索，但吸取古人的智慧、坚守中国文化，这个基础不能放弃。世界变化很复杂很快，我们必须有一个安身立命的立脚点，这是最重要的。(完)

　　专家简介：

　　刘智鹏，铜紫荆星章获得者、太平绅士，现任岭南大学协理副校长(学术及对外关系)及历史系教授、兼任香港与华南历史研究部主任。参与创立岭南大学历史系，其后在该系任教中国历史及香港历史至今。近20年来，专注投入香港历史的研究和教学工作，著有香港历史专书多种。

　　多年来，刘智鹏积极参与公共服务，将学术知识转移为社会共享资源，曾经出任屯门区议员、博物馆委员会委员、古物咨询委员会委员、活化历史建筑咨询委员会委员、城市规划委员会委员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