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念老专稿部的三位领导

孙殿伟

　　我自1955年下半年至1962年7月在总社专稿部工作(期间“反右倾”后曾下放去广东、云南一年)，当时我的顶头上司是章欣潮、王纪元和洪丝丝。他们给予了我极深刻的影响。时至今日，与长者相别虽已40年矣，然而他们的高尚风范在我心中留下的投影仍然是这么清晰，这么隽永。

　　这三位领导人的高尚品德首先表现在对革命事业的忠诚、对个人名利的淡泊上。洪丝丝同志很早便是南洋知名的报人，回国后任中侨委二司的副司长，1957年“反右”之后被贬至中新社，名义上是专稿部副主任，实际上只负责专稿部一个组的工作。我与他相处的这段时间，恰恰是他身临逆境之际，但我一点也看不出他任何失落、沮丧的表情。他身材修长，戴一副金边眼镜，样子很斯文和蔼。他的神态、举止处处透露着一种朝气。他每天准时上班，常常是手臂上挎着一柄阳伞，昂首阔步地走路。他的衣着朴素，却十分整洁。他的办公桌总是收拾得干干净净。他看稿十分认真细致，经常是逐句推敲，连标点也不放过，可又从不拖沓，我交给他的稿子，他总是当天审阅完毕。他和我们讨论起问题来，常常是面带笑容，侃侃而谈，条分缕析，令人折服。我从他对人处事的态度上，看出他是一位事业心很强的人。

　　王纪元同志也是海外的一位知名报人，听说他曾和郁达夫共过事，很早就在南洋的一些爱国侨报里担任领导工作。章欣潮同志在解放初期就做过辽东省委宣传部的副部长。他们都是资深的老干部，调来中新社后虽居副社长之职，但实际管的只是一个专稿部。然而他们对待工作认真负责，勤恳敬业，深思熟虑，周密擘划，全面贯彻爱国主义方针，力排宁左勿右思潮的干扰，所有这种种表现都显示出他们一心想着事业，忠诚地执行着党的正确路线，一点也没有考虑个人的得失。

　　这三位领导人另一个共有的特点是，有丰富的对外宣传经验，并有渊博的知识。洪丝丝同志在审阅稿件中曾给予我很多指点，他经常引经据典，可说是博古通今。有一次他对我谈到引用数字的问题，他说经济稿件当然最好引用精确的数字，但有些大约的数字也不是绝对不可用。他给我说了一个故事：刘邦未定天下时，有一次正吃饭，张良来见，刘邦向他问计，于是张良畅谈起天下大势和治邦之策，谈到兴浓处，张良拿起刘邦酒杯旁的一双筷子，蘸着酒在桌上比比划划。这席对话为后来汉王朝的统治提供了策略基础，后人有诗曰：“留侯预为汉室谋，借箸代筹四百年。”汉朝(包括西汉和东汉)实际的统治时间为406年，诗中谈400年这样一个概数也是可以的。

　　王纪元同志在工作上从来不慌不忙，遇事应付裕如，效率极高，这说明他学问的功底深厚。他有一个与众不同的习惯，喜欢在走廊上踱步。当时中新社在王大人胡同的办公楼，走廊的长度约有50米。纪元同志在没事或思考问题时，就走出办公室，从走廊的这头到那头来回踱步。他的个子不高，腰杆笔挺，走路时目不斜视，步子稳健，皮鞋发出咯咯的声音很有节奏。他这样来回踱步，有时要持续一两个钟头。纪元同志的思路和文笔都很敏捷，有一年他出差去四川，回来后写四川纪行，一天一篇，连续十几天就写出十几篇通讯稿，而且篇篇稿子都是内容充实，文笔优美，可见他的才情之茂和记忆力之强。

　　欣潮同志很早投身于革命事业，但在戎马倥偬中仍不忘读书。他读的书很多，而且门类很宽，举凡小说、杂文、散文、诗歌、哲学、社会科学等等，他都喜欢看。他读书很认真，很精心，凡书中精彩的段落、句子，他都划上齐整的红杠杠。他家里收藏有大批的书，还有很多字画、印刻。他常喜欢与我谈文评诗，教给我很多知识，后来还送给我几十册书。我钦佩他的博学多才，也感激他的谆谆教诲。

　　这三位领导同志都没有任何架子，平易近人，态度谦和。特别是我后来到下面接触到一些基层领导，领略到他们那种十足的官气之后，就更加怀念昔日我那几位亲切和善的老首长了。那时候总社的人对章欣潮同志都叫“章老”，我也随众这样称呼。现在回想起来，“章老”的称呼虽表示尊敬，但当时欣潮同志并不老，这样称谓实际变成了人未老名先老，实非恰当。我特别难忘欣潮同志对我的关爱之情。三年苦难时期，物资非常缺乏，食堂里天天吃粗粮，难得吃上一顿白面馒头。那时我爱人在天津，我单身一人住在王大人胡同10号的大杂院里，有不少星期天，欣潮同志来叫我一同去华侨服务社餐厅吃广东叉烧色(高价专卖食品)。其实新潮同志自己的经济也并不富裕，他在困难中还照顾到我，这是一种怎样的恩情啊！有几次，二司的司长肖林同志在华侨餐厅见到欣潮同志和我时，总是笑着说：“又碰到你们师徒俩了！”的确，欣潮同志不仅是我的领导，也是我的恩师。按中国的传统伦理观“天地君亲师”，这人世上除父母之外，要算师恩是最深的了。因此之故，当我远在数千里之外以致很晚才得知恩师已去世的噩耗时，不胜伤感，而恩师的音容笑貌至今仍深深铭记于我的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