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七”难忘二、三事

游夏茵

　　从小在中新社(北新桥)的红砖楼钻进钻出，目睹最早因陋就简搭建的电影拍摄布景——乒乓球桌上“海涛”汹涌金龙出没；泡在社里小巧玲珑的图书馆，尽享中外名著的馨香；听过播音员播发新闻稿那清脆的声音；闻着浓烈的油印纸味道，看每天的《中国新闻》出炉……中新社留在孩童心中的感觉印象，是聪慧、敏锐、活跃、紧张而又妙趣纷呈的。

一

　　阴差阳错，在尘世折腾近二十年后，我竟也踏入中新社这个大家庭。在这个不大不小的舞台上实现人生价值，又以微薄之力和付出，为她添光增彩。

　　在其后的十几年里，最难忘的是参与香港“九七”回归的采访报道。

　　其实，香港回归报道的全过程，应始自1982年中英两国就香港前途问题的谈判及其后中英联合声明的最终签署。香港顺利回归祖国、中国终以和平方式收回承载了百多年民族耻辱的失地。中英就香港政权交接仪式为世界瞩目，为全中国人民热盼，对于我们有幸参与报道这一中华民族以至世界重大历史事件的记者来说，那段经历刻骨铭心，每每忆及，仍能激起胸中的波澜。

　　难忘首先来自面对的全新而巨大的挑战，来自方方面面知识短缺的惶恐，来自硬着头皮往前冲的日日夜夜，来自苦熬苦斗之后差强人意的战果。试拣出几个片段回味一番：

　　——记得末代港督彭定康首次到北京，拿着他的“政改方案”向中国政府正面挑战，那时我接手港澳新闻报道不久。在首都机场，在钓鱼台宾馆，彭定康傲慢而强势，周围是人头攒动的记者群，大陆新闻媒体、香港媒体和外国媒体记者抢作一团。英国随团记者小姐踩上贵宾室的皮沙发，与港督有问有答，笑容满面；彭定康对华人记者却是不冷不热。人高马大的BBC女记者横着膀子冲到包围圈的前面，把瘦小的香港记者撞歪到一边。5分钟拍照结束，在会议室外走廊，香港记者与西方记者爆发了全武行，梯子、三脚架成了临时武器……这等火爆场面看得我们目瞪口呆，而记者与彭定康的英语问答则基本听不懂，更不要说自己提出问题了(日后在香港长驻，我才体会到香港记者对西方蛮横无理者的忿恨，不像我们在内地那般与“老外”友好往来)。好在中方记者没有报道英方言论的任务，中方这群文字记者大多也就作了个陪衬。语言不过关(包括粤语阙如)，国际(香港)政治、历史知识贫乏，以及长久以来听风(吹风会)写记录、通稿定口径的采访习惯，使我们在激烈的报道第一线如同看客一般。我为自己的无能为力汗颜。当时暗下决心，一定尽快掌握粤语，练习英语听说，并且边干边恶补相关的政治、财经、金融、军事等知识。

　　直到后来奔赴后过渡期的香港，才发觉还有一更重要的传统屏障须破除——不接触“敌对方”。我们长期的报道方针就是“以我为主”，采访基本围绕我方政府官员、学者、企业领导，以及有标签的“爱国爱港人士”，报喜不报忧。发挥“舆论导向”作用没有错；宣扬正面思想，积极推动形势向好的方面发展，也是我们媒体的一大长处，但凡事不能过度，如果因为上述要求不惜回避、掩盖甚至歪曲事实，那就违背了新闻的根本原则。

　　香港回归祖国，在香港是天翻地覆、改朝换代的大变革，虽然中国坚持“一国两制”、“五十年不变”，但对于香港的政府班子、香港的公务员队伍，他们将如何实现这样一个全面的跨越和对接呢？更何况一部分香港高官在回归前已经处于“一仆二主”的工作状态了，他们有着怎样的心路历程呢？我想我们应该突破固有的采访圈子和禁区，去和香港方方面面人物接触，尤其是公务员，他们今天是“皇家……”明天就将是“特区政府……”不接触、不采访、不报道，只能是作茧自缚、划地为牢，大大缩小我们的报道视野、报道角度，降低报道的真实性、影响力。在征得分社王瑾希社长的同意后，我们开始有选择地参加港英政府、驻港英军、香港纪律部队的新闻发布会、记者见面会、大小驻地现场表演活动等等，发出相关通讯、综述、专访和图片新闻，全方位地展现英方势力逐步退出香港，香港逐步做好回归祖国的准备过程。中新社在内地媒体圈中率先迈出了一步。我由此体会到：“以我为主”，关键在于自己的立场判断和题材处理的角度，而不仅仅在新闻题材的本身。

　　——香港政权交接在即，社长郭瑞、副总编辑郭伟峰率领总社“九七”报道大部队抵港，我被指定采写香港政权交接大典的现场通讯。虽然中方媒体吹风会事先向我们透露了出席交接仪式的双方领导人名单、仪式严格的时间程序、重要贵宾(如邓公遗孀卓琳女士)名单等，但距离大典举行只剩8天的时间，我的脑子里仍然乱麻一团，捋不出一条主线，没有找到这篇稿子的中心立意。洗刷百年耻辱，终结殖民统治，实现平稳过渡，落实“一国两制”，祖国统一大业第一步……这些都已被铺天盖地的文章发挥得淋漓尽致。我能不能找到更高的立足点、更新的定位？由于我们是通讯社，要求盛典甫一结束，稿子迅即发出，没有事后描绘补充的机会，一切必须在发生之前完成。

　　郭瑞社长对焦虑不安的我嘱咐了一句：“功夫在诗外”。我得做功课。找来一大堆书籍和资料，恶补有关历史知识和理论。这段思想“拉练”的结果，使我触摸到了中华民族的“魂”：一以贯之的国土意识、家族团圆意识，民族自尊感、古老文明的自豪与自信，不屈不挠抗争外侮的韧劲，以及平等待人、以“和”为贵世界大同理想。以邓小平“一国两制”理论为集中体现的中国当代领导人的思想，是中华民族精神、民族智慧的现代延伸和发展。充分尊重现实，照顾历史，承认并包容差异，或称之“有容乃大”，或谓之“退一步海阔天空”。

　　当英国国旗即将在香港落下，许多人都在反思香港成功的经验，有成千上万个版本。怎么表述，怎么评价？没有人否认，英国曾经移植到香港的现代资本主义贸易方式、严谨的社会契约制度和法治精神、完备的自由市场经济体系，以及香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繁荣与兴旺。但这些西方文明产物是以野蛮的占领、剥夺，以殖民主义者的统治意志强行推行的，是以对东方文明(中华文明)的瓦解、摧残和同化为基础、为代价的。所谓香港“集东西文明之长、因缘际会之下的奇迹”，实在是以整个民族的灾难与耻辱，以两大文明的不平等定位为大背景的。

　　就在中英谈判香港问题之际，英国舰队刚刚以炮舰打败阿根廷，重新占领马岛而洋洋得意。纵观天下，领土归属引起的战事纷争至今不断，强国以武力胁迫欺凌弱小，依然是全球国与国之间关系的“主旋律”。人类应该、也正在努力告别铁与火的对话方式，走向和平解决争端、和平共处、文明共享的新世纪。中国强盛起来，恢复民族地位，“还要对于世界负一个大责任”(孙中山语)。新中国历代领导人都反复宣示了这一思想：“中国应当对人类做出更大贡献。”

　　我想，要走出“中华民族屈辱史”、“大英帝国殖民主义终结”的今天，将目光投向未来，在更广阔的视野上、在新纪元的坐标上去寻找和定位香港回归祖国这个历史事件，去认识“一国两制”伟大构想的深远意义。在这篇香港政权交接仪式通讯的最后，我写下这样的结束语：“香港，处在这样一个交汇点上：连接了中国的过去与未来，连接了中国与世界，连接了东方与西方，连接了旧时代与新纪元。中华民族将为世界文明做出更大贡献并攀上自己的巅峰。”通讯标题为：《影响深远的历史瞬间——香港政权交接仪式现场纪实》。

　　在完成这个神圣而艰巨任务的过程中，我的思想境界，得到净化与升华。

　　——在内地做记者，每次专访基本上是气氛友好、关系和谐的。记者很少提令人作难尴尬的挑战性问题(一般事先就发去采访提纲供对方参考准备)；被访者也会很配合地给你需要的材料和观点，让你尽可能写出彩儿来。都是自己人，双方其乐也融融，皆大欢喜。

　　在香港采访却没那么多人情味儿。时不时会遭遇龃龉甚至摩擦，被访者对你的提问直接“纠正”，直到发起反攻辩驳，抨击你的提问立场。记忆中曾有两次采访的“滑铁卢”：一位是香港地产、工商界翘楚，担任多家跨国企业、银行、国际组织和知名大学董事、委员、顾问的陈启宗；一位是任职美国劳工部的华人高官。对方凌厉带有霸气的谈吐，(后者更是毫不客气地批评中国大陆的政策、文化和价值观)，令我的脚跟差不多被拔起，采访根本进行不下去了，最后只好变作交换意见和聊天。我愧于自己太嫩，又知之甚少，掌控不了局面，只好被人牵着鼻子走。

　　情况也不总是这样糟糕。记得专访一位某行业协会的主席、香港青年精英、也属中方依靠的“爱国爱港”圈内人士。当时中国政府开始要对外资企业一视同仁、实行“国民待遇”的政策。我问他的意见。没想到他劈头一句“你要听真话还是假话”作开场白，之后便滔滔不绝声讨即将实行的新政策，(当时香港的工商界组团北上，向中央政府施压)，称如果取消对外资的优惠政策(主要是提高税收项目和比例)，他们将集体撤出中国大陆，转投成本低廉的东南亚国家云云。

　　我听得气上心头，合上采访本，逐条反驳他的意见。外资企业在内地一直享受着低成本的“超国民待遇”，现在要逐渐与内资企业看齐，实行统一的土地费、水电费、营业税和其它一些税费等，同时也会向外资进一步放开投资领域，这不是你们港人一向鼓吹和向中央要求的公平、公正的营商环境吗？至于转向它国投资，相信如果那里的条件比中国好，你们港商早就一窝蜂地过去了！一通狂批，只差一句话没说出口：你们别得了便宜还卖乖啊！

　　那位精英不吭声了。我的专访稿也告吹了。第二天上班翻报纸，又一次没想到，那位精英一篇署名文章赫然上了《文汇报》的内页头条，内容完全是我反击他的观点。他再次表现出紧跟中央、“爱国爱港”了。如此高效率、识时务的港产俊杰，真服了！

　　——在香港采访，无论如何，遭遇最大挑战，最令我头疼的，还属金融业以及1997——1998年横扫亚洲各国的金融风暴。

　　香港“九七”回归成功实现了政治的软着陆，却遭遇到上世纪70年代以来最严重的经济急刹车。沸腾喧嚣、激情流溢的政权交接已经翻过历史一页，新生的香港特区紧接着迎来世界银行以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首次在香港举行的年会。正当香港欲趁此机会向全球大力展示回归后国际金融中心地位和能力之际，亚洲金融风暴首轮冲击波不期而至。香港股市暴跌，利率扯高。国际炒家在香港采取股、汇、期三市联动的策略，打压港币，牟取暴利，给香港整体经济和市民生活造成巨大损害，且直接威胁到香港的联系汇率和外汇基金储备。

　　我们这些中文系出身的记者，先天对财经行当怵头：套戥、平仓补仓、孖展、贴现窗、拆息利率，这些概念术语听起来像天书，更不要说去追踪报道香港这样高度开放、成熟的国际金融市场动态，还有这场撼动全球证券市场、货币汇率甚至国家政权基础的金融风暴。然而，如果绕开这个拦路虎，就意味着放弃一半的新闻报道阵地。其实，金融、经济运作的好坏，直接影响香港特区的稳定繁荣是否能够持续。这场风暴先后导致亚洲地区四个国家的领导人下台(泰国总理、韩国总理、印尼总统和日本首相)。

　　没有办法，只能迎难而上，下笨功夫，边学边干。由浅入深，向被访问的学者专家请教，向港分多年跑财经的同事钟淼发请教，向书本学习，在实践中学习。从1997年8月开始作财经(股市、汇率动态)日记，尤其1998年8月进入白热化的香港金融保卫战，我几乎天天记录相关的数据分析、特区政府的应对举措，一直到10月底香港获得全面胜利。投身这场国际金融大战的漩涡，我以扎实的功夫增长了见识，补上了原先的短板，发出一批有分量的独家新闻(专访、综述、述评)，同时为内地专业杂志撰写了长篇通讯，总结香港历史上这浓墨重彩的一笔。

　　不少内地记者(或其他中资机构派驻人员)和我一样，回顾在香港工作的日子，都由衷地感慨，将自己的收获以“一年等于二十年”作比喻。开拓、学习、付出、成果，一切始自难以名状的压力和挑战。所学并非全来自正面的、善意的信息和教诲，也不完全经过主动的、有益的实践，不会事事拿到成功的经验。但是，负面的、恶意的、被动的、失败的，倒往往给人更大的刺激和推动力。简单说，香港的竞争环境、竞争速度、竞争意识，是在内地摇篮式大家庭生活中不容易得到的。

　　中新社给了我这样一个机遇，一个台阶，以及来自总社及分社领导郭瑞、王瑾希、刘北宪的信任和支持，来自活跃在身边的同事们的鼓舞和帮助，使我得以放开心怀、独立思索、拼搏奋进，不断攀登新高峰。往往屈居于中央各大牌媒体之后的中新社，夹缝中求生存，反而没有那么多束缚记者的条条框框，没有养懒记者的“等靠要”条件；另一方面，时时要与境外媒体争抢市场话语权的角色，又更磨砺出中新社记者进取、拼抢、深思、灵活、刻苦的素质。中新社是个激励人才、造就人才的学校，在国内新闻单位中独树一帜。

二

　　也许因为中新社是由一批民间报人创立的，埋下了天生不服输、不甘落后、不太安分的基因，进入这个大家庭工作一段，就会感受到它的这股“劲儿”。但正是这股劲儿，使社里从上到下，包括后勤、司机、编采人员、技术部门、各级领导，都贯穿一个“快”字，没条件也得上，务求拼抢到位，打出中新社的影响。

　　1995年我到港分之前，在总社经历了稿纸写稿——编辑——打字——总编室签发——传真港分——对外发布这样的发稿流程。速度慢自不必说，编辑要剪刀、浆糊、水笔一起上，遇有字迹不清者更是电话来去，与记者核对；打完字还须等着复印、审稿、修改、再打字、校对；好不容易捱到传真，20分钟传一篇，还时时中断重来，每天只能发稿30多篇，效率、产能之低，可想而知。

　　1993年、1994年社里编辑记者开始普及电脑，但电脑传稿仍属试验。

　　技术部一直没有停顿技术改造升级的步伐，并充分利用香港资讯业发达的环境和条件，因陋就简打造和提升中新社的发稿传输能力。

　　1988年利用汉城奥运会的机会，中新社第一次实现了以模拟信号接收图片，通过人工调整乱码并传真给香港媒体，抢在新华社之前为港报采用。

　　1994年，克服重重困难，建立了数字化跨洋异地整版传输系统，通过电话线传输，是海外中心供版业务的发端。

　　1995年中新社向香港媒体，以点对点FTP专线(包括传真)为客户播发滚动图片文字新闻，大大提高了中新稿在香港媒体的落地率，速度超过新华社。同年5月份，中新社香港分社率先申请了中新网的域名，成为全亚洲第一家上网的中文媒体，有效扩大了中新社的影响力。

　　1996——1997年，李新洲、唐建生在港分开发出一套完整的图文发布系统，实现了对九成港澳媒体的电脑实时供稿，又一次走在了新华社前边。后该系统逐步推展到对东南亚媒体的供稿。当我们到港分工作时，新闻稿的撰写、编辑、传输、修改、审核，直到发布，已经完全可以在电脑系统中完成。

　　临近“九七”，为了更快更好地发出有关香港回归的各路新闻，接班到港分的邓海光、储斌继续向移动传输方式进军。当时香港具备2G网络平台，可以传输数据，从9.6kbs到56kbs。经贾国荣提议，技术部琢磨如何利用香港电讯网络的条件，开发移动传输发稿技术，为“九七”报道做准备。分社刘北宪社长大力支持他们的建议，1997年5月开始规划，购买设备(数码相机、微型电脑、手机等)，关键是如何调试电脑和手机两个设备并且将其连接起来的程序，实现随时用电脑处理图文数据，再通过手机发到分社的服务器。当时连香港媒体都极少使用，没有现成完善的软件和技术，完全靠储斌两天两夜攻关调试。

　　6月份， 在北京长城脚下举行的一个会议上，贾国荣和储斌合作，不惜爬到山坡上寻求最佳信号质量，用(香港的)漫游手机向港分直接发回了会议现场图片，首次应用手机发稿成功。虽然速度较慢，但毕竟开创了中新社使用移动通信技术发稿的先例，标志着一线记者进入了移动传输时代，使我们社的技术能力、发稿时效、采访人员素质跨上一个新的高度。新华社在一个月后才完成试发。其后，在香港新机场工程探访，在深圳举行的迎接回归会议，江泽民访港等活动中，我们的传输技术逐渐稳定下来。解放军大部队入港、香港政权交接大典、中英军队交接、澳门回归交接大典等重大事件的报道中，移动通信传输发挥了强有力的支撑作用。

　　现在的记者人手3G手机，移动发稿已成家常便饭。可1996、1997年在香港采访时，记者一天可能要赶三四场活动。通讯社记者要赶时效，不论多远都要赶回社里发稿(摄影记者更是紧张)再出发，往往吃饭时间都没有，边脚步匆匆边吞汉堡包充饥的经历不在少数。这般的辛苦，恐怕今后不会再有了吧。

　　香港交接大典升国旗是由现场记者毛建军发出的第一张图片，其后又从现场抢发了两三张，直接传到分社服务器，后方快速编辑、剪裁、配文、播发，郭瑞、刘北宪两领导亲自坐镇。由于技术不太成熟，我们发出图片的速度与新华社差不多，打了个平手。但那是小老鼠与大象的比拼啊！人家是现场专线传输，通讯卫星直播；咱们只是几台电脑，几个手机。

　　在出发前两天，他和张明新踏访了深圳莲花山下驻港部队大本营，当即在马路边上处理图片并手机发稿，令旁边审稿的军队首长大为震惊。7月1日随大部队抵达香港营区，他们又将一路上拍的图片即时发回分社。

　　1999年报道澳门交接大典时，前方记者唯恐澳门电讯出差错，事先踩点，找到可以使用中国电讯网络的地方，确保双方信号都可以用，做到万无一失。澳门回归大典升国旗17分钟后，中新社就已发出图片新闻，而新华社约30分钟左右才发出。照样是小老鼠与大象的比拼：新华社运去两个大号集装箱的设备，租用1000平方米的工作间，搭建了一个完全独立的播发平台(无需公共信号)；中新社就邓海光、赵军二位，拎着6个纸箱3台电脑，在公共平台占俩桌子。“进去都是低着头悄悄潜入的”，邓工笑嘻嘻地说。

　　贾国荣总结经验道，由小型数码相机、微型电脑、加上手机，就能组成一个小型流动发稿站，灵活机动且高效，这也正是中新社的一贯优势所在。新华社当时没有做到，反而小小“老鼠”出奇制胜。此经验后推广到内地，普及应用了。

　　我为中新社这些钱少也能办大事的同仁们自豪。拼抢、开拓、敬业、求新，大家都是一样的，包括那些一直在后方默默打字、接发稿件、技术支援，紧跟中新社曲折前行、勤勤恳恳几十年的的香港同事们——阿生(吴育生 )、阿琼(刘惠琼 )、阿英(黎群英)、威廉(颜培强)、阿才(黎国才)，以及摄影部洪仔(洪少葵)、阿明(谭达明)，公司前台的黄星，总编梁玉骥等等，他们都为中新社的辉煌业绩贡献了自己的青春、智慧和才干。我要在此向他们表示衷心的敬意。